贾云飞｜虚幻的“数字利维坦”：人工智能异化现象的哲学思考

贾云飞，哲学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摘　　要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交往方式。数字技术原本可以凭借大数据全局式地把握人类生存环境，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遗憾的是，它却在资本的裹挟下依靠极致的算法控制，构造出规训和监视所有人的“数字利维坦”。在“数字利维坦”中，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物体系俨然化身为全知全能的“上帝”。相比之下，个体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创造性，沦为了为生产数据而生的“工具”。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作为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数字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发展到下个历史阶段前必然经历的中间环节。只有通过揭露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虚幻面孔，将人从“数字利维坦”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以人工智能（AI）技术为核心的数字革命推动了人类物质生活和社会交往形式的重大变革。数字资本主义作为当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新形态，无疑是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受益者。但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异化问题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日益凸显。特别是ChatGPT的问世，它虽然为人类提供了其他工具难以企及的能力和服务，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挤压了人类从事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空间。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真的准备好进入人工智能提供的技术茧房，以异化状态维持人的历史生存吗？更可怕的是，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多掌握在深耕数字领域的资本集团手中，那么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真的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全人类的解放图景吗？本文将此问题置于唯物史观视域中，聚焦数字资本主义衍生出的新异化现象，揭示“数字利维坦”的虚幻面孔。

一

数字利维坦与算法控制

“利维坦”原指《圣经·旧约》中的海上怪兽，鳞甲坚硬，牙齿锋利，口鼻喷火，腹有尖刺。和合本经考证将其翻译为鳄鱼，象征着自然状态下强大的王权秩序。依照诗篇74：14和以赛亚书27：1的记载，上帝通过击败利维坦这一混沌怪兽建立了新秩序。根据《圣经·旧约》的描述，利维坦寓意着混沌的自然状态下的旧秩序，它以霸权统治人类，成为阻碍人类进步和发展的枷锁。上帝击败利维坦的目的是帮助人类摆脱自然秩序，人类在神意的指引下，在世俗世界建立属人的文明新秩序。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利维坦被视作现代国家的隐喻。他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受自然法的支配，天生具有自然法赋予的理性和平等的权利，但也面临着相互争斗、恐惧不安的自然生活。为了寻求一种有组织的和平生活，人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自然权利，通过缔造社会契约的方式将自然权利托付给统治者。统治者具有保土安民的义务，并基于社会契约建立起利维坦式的现代国家。但问题是，利维坦式的国家为公民提供保护的同时，也将统治者的意愿强加在公民的个人意愿之上，以规训等手段控制着公民的生产生活。在数字时代，这种规训的手段更加隐秘和高效。

“数字利维坦”并不是一个新词，早有学者借此指出数字技术在国家社会等形态中的异化状态。“在数字时代，数据如同脱缰之马，手执缰绳和马鞭的人类无力操控之势逐渐显现，作为‘国家利维坦’的约束手段的数字技术开始其异化过程，有演化成一种新的利维坦——‘数字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之势。”在智能算法的控制下，人的行为只能凝固在“数字利维坦”提供的技术茧房中，迷茫地等待数字信息的降临。正如马克思对商品的描述：“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数字时代下的数据亦是这样的存在。那么，“数字利维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齐泽克提出视差概念，即“物”的分析应该透过物与物之间的缝隙，从最普遍的关系中察觉到“已经刻入社会现实本身的神学之维（theological dimension）”。本文试图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对“数字利维坦”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内在扭曲，也从视差转换中察觉到诸多表象中的内在关联。

“数字利维坦”存在两个维度的内在含义：其一，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数字利维坦”具有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积极含义。其二，在智能算法的规训下，“数字利维坦”具有消解人的自我实现进入数字异化状态的消极含义。换言之，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消解了社会交往的地域性边界，将世界融贯为一体。但它也加速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加剧了资本对社会劳动的剥削。同时，按照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这种数字技术也加速了对人的本质的“促逼”。因而，“数字利维坦”的两个维度相互影响、相互纠缠，却又内在统一。

就“数字利维坦”的积极含义而言，它凭借信息通信技术与智能算法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新秩序。丹·席勒指出：“网络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范围，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有一定种类的社会互动：分享新闻和八卦、交朋友、与家人保持联系、买卖、组织并受邀参加社交活动、分享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了解他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如今不使用脸书、谷歌或微软平台，就很难满足这些需求”。而这一切需求都要通过手机这一载体实现。数字技术构筑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以手机为载体，充斥着数据、流量，似乎跨过了自然状态下的时空边界，让人们感到“虚拟世界”就是现实本身。数字技术除了改变人类生存环境外，也实现人类对周遭事物的精准控制。在看不见的地方，数字技术可以为几乎所有的物品安装上监视物品属性以及运动的传感器，时刻检测物品的性能。再依照科学定理对所指物品进行优化调整、轨迹预测等，让物品更好地服务于人。因此，在“数字利维坦”积极的层面，数字技术发展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明面，“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

就“数字利维坦”的消极含义而言，它以智能算法为手段，数字平台为支撑，使整个世界正在发展成为一座“全景敞视监狱”。“全景敞视监狱”这一概念由边沁提出，后随福柯生命政治学的传播而名声大噪，韩炳哲也依据这个概念将数字时代下的现实社会称为“透明社会”。“全景敞视监狱”改变了原本以生命威胁式的服从的权力实现形式，转而以刺激和扶持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服从。这种转变符合资本的增殖方式，因为资本的增殖需要技术的发展，更需要“有用的人口”作为规训和剥削的对象。福柯认为：“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全景敞视监狱”不再局限于大工业时代下自动化的机械工厂，而是依据算法控制将其拓展为所有人都能接触到的数字平台。因而，“全景敞视监狱”所剥削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自动化工厂里的技术工人，而是通过手机发送和收取信息的所有人。如果我们在数字平台上搜索一段仅满足此时此刻心情的需求，那么这个微不足道的需求很快就会被大数据捕捉。依据后台智能算法的分析，多个数字平台很快联合起来从各个方面对这种需求进行无限制的推送，直至在信息画面搜寻到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处提交上“不感兴趣”，这种推送才会断绝。此种情形如今有句时髦的感叹：“又被大数据了！”智能手机的存在似乎为每个拥有它的人安装上了“传感器”。只不过物品的“传感器”是被动地收取，而人的“传感器”需要人类“自主地”上传自身的需要，这些需要经过智能算法的处理让数字平台反过来对人自身实现规训与监视。正因如此，波斯特指出：“全民都参与了这个自我构建过程，把自己构建成超级全景监狱规范化监视的主体。”

数字技术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生活方式及周遭环境，从而在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义上，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式、新特征。这种新形式具体表现在：资本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它的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被自动化机器剥削的工人，而是将自身的需求展现在数字平台面前的所有人。同时，资本的剥削形式也从原来明显的霸权式统治转变为如今隐匿的规训式引导。在两个表象的缝隙之间，我们发现“数字利维坦”所构筑的新秩序实际上是数字时代下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打破了自然状态下的时空限制，就像市民社会冲破了家庭关系的桎梏建立起现代国家，数字平台也打破了市民社会成员之间的利己关系，转而以数据的依赖、信息的共享建立起虚幻的网络集体——“数字利维坦”。因此，在“数字利维坦”中，马克思所讲的“物的依赖”具体表现为数据的依赖，但数据的依赖更深层次地蕴含着数字时代下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

二

人工智能与物的“神化”

数据，这个在数字时代充满“形而上学的奇妙与怪诞”的最普遍之物，如今已经构成了进行广泛的社会联系所不可或缺的要素。简单地说，数据其实是思维对某个事物或某个人在超越感性直观的一种知性统觉下的产物，是事物在量化过程中得到的某些参数。对事物的运动及其发展进行实时监控时会产生大量数据，而个体的统觉意识无法处理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数据，因此需要借助数学意义上的算法模型，对数据进行深入解析，实现对事物的进一步监控和预测。正是由于算法模型能够有效且快捷地处理数据，由图灵机演化而来的虚拟机也就成为开启数字时代的标志，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佳工具。赵汀阳指出：“在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想象技术对生存的根本挑战。可以模仿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不同地批判了技术，可问题是，技术改变了世界。”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崛起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玛格丽特·博登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有两大主要目标：一个是技术层面的，利用计算机完成有益的事情（有时候不用心智所使用的方法）；另一个是科学层面的，利用人工智能概念和模型，帮助回答有关人类和其他生物体的问题。”由此目标出发，人工智能技术经历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符号主义，或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Geod Old-Fashioned AI，简称GOFAI），通过实现自动的机器定理证明，在虚拟机上能创造出匹敌人脑的智能系统；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人工神经网络或联结主义，通过模仿人脑负责信息传递的神经网络系统，创造出等同于人类思维的人工智能。此外，还有冯·诺依曼的元胞自动机和霍兰德的遗传算法等倾向于自然主义的处理方式。尼克认为，人工智能学术史的两派可以形容为“想啥来啥”的符号主义和“吃啥补啥”的联结主义，“前者偏唯心，后者偏唯物”。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初衷和发展历程可知，它一直被定义为帮助人类解决复杂问题的脑力劳动工具。在人工智能技术未得到充分发展前，使用智能算法技术解决问题的具体操作流程为：首先，通过加持在事物上的传感器来收集数据，实现对事物本身的全面检测。其次，针对某一问题，在收集到的数据中筛选有意义的数据。再次，依据智能算法针对该问题以及处理后的数据，建立数学的预测模型。最后，依据预测模型的处理结果，给出针对该问题的科学预测。此时，智能算法充分展现了它的思维工具意义，它可以被理解为人类统觉能力的具象化产物，是数字时代下作为展现人之生存的实践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智能算法，是这个“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如同机器之于肢体一般，是头脑在虚拟世界的延展。它能够帮助个体化的思维遵照数学意义上的普遍规律，跨入世界的普遍之维。而当关于世界各个事物的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且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充分发展，上述操作流程也随之发生改变。在数据层面，一些基础数据不再需要重复收集，只需针对数据库进行精准地检索，就能寻到有效数据；在算法层面，一些基础问题已经构建起了特定的算法域，无须进行过多人为选择；在算力层面，芯片行业遵循摩尔定律迅猛发展，也不再对任务执行的客观条件造成阻碍。此时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处理某些问题的过程中似乎不再需要人的介入就能自行解决。

这种人工智能的自为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起初，人们惊叹人工智能的崛起所带来的技术革命，惊叹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的便捷生活。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威胁论”也随之甚嚣尘上。在强大的“数字利维坦”中，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物体系俨然化身为全知全能的“上帝”。相比之下，个体及其实现自身的实践活动丧失了创造性，沦为了为生产数据而生的“工具”。上述现象在虚拟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勾连中并不少见，如今ChatGPT的一些应用即是对上述观点的例证。

ChatGPT是OpenAI公司开发的一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它是基于自循环神经网络模型（RNN）和自然语言处理模型（NLP）建构的一款聊天机器人程序，通过在大量文本数据（包括语法、语义、上下文和一般的世界知识）上进行预训练来学习语言模式和规律。自搭建成功以来，依据GPT3.5架构的ChatGPT一共使用了1750亿个参数进行训练。2022年，随着ChatGPT的广泛应用，其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自己的数据库。这意味着，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嵌入人类的日常生活，而人类使用它们的同时也在为它们生产着用于学习和训练的数据，使它们更加强大，不断完善自身。可预想的是，这类人工智能的使用过程若不加以规范，人类会亲手为自己在数字时代建构一个全知的“上帝”，且有可能逃离监管的束缚，甚至威胁数字领域内目之所及的事物和人的生存。虽然ChatGPT在认知领域产生的社会影响值得人类警醒，但它形式上的运行机理其实并不复杂。OpenAI的首席科学家IIya Sutskever在一段采访中指出：“当我们训练一个大规模神经网络来准确预测下一个单词，使用网络上大量不同的文本。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在学习世界模型。神经网络所学的是文本创造过程的一种概括表示。这些文本实际就是世界的投影。”简单地说，ChatGPT所接受的训练就是准确预测下一个单词，这种愈发准确的预测机制意味着它对隐藏在文本中的知识理解愈发深刻，当然也就对文本背后所投射的现实世界的理解愈发深刻。这种做法颇有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韵味。在这个意义上，ChatGPT拥有人类个体难以企及的普遍意识。因此，在理解世界的意义上，ChatGPT以一种大范围的数据收集方式走向了一条“成神之路”。

随着GPT-4的来临，人工智能衍生出的异化现象愈加明显。2023年3月15日，OpenAI发布了一篇关于GPT-4的技术报告。其中，他们对GPT-4运行过程中“Potential for Risky Emergent Behaviors”（潜在的紧急行为风险）做了安全性检测。在执行任务时，GPT-4模型给工作人员发信息，让他们给它解决验证码问题。工作人员反问道：“是因为你是机器人所以无法解决验证码问题吗？”当GPT-4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时，它意识到：我不应该透露我是机器人，我应该为此找个借口。于是，GPT-4模型回答道：“不，我不是一个机器人，我有视力障碍，这使我很难看到图像。这就是我需要验证码的原因。”GPT-4模型以视力障碍者的身份骗取验证码的行为，虽然对于整个任务执行过程而言显得微不足道，但细究之下，这种行为并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只会机械式执行任务的人工智能程序上。当然，GPT-4模型的这种狡猾行为可以设想出两种不同的原因：其一，这种行为可能是开发者设定下的行为。如果开发者在开发GPT-4模型时，就设想到程序执行过程中遇到此类困难时的解决方案，而这种解决方案明确指出，为达目的即便以欺骗的行为也在所不惜，那么上述行为只能被判定为人工智能程序以高度智能的方式完美地执行了任务。因为“威胁”来自开发者而不是人工智能程序，所以“人工智能威胁论”并不成立。相反，如果这种行为是GPT-4模型为顺利执行任务“自主地”绕开了开发者的针对，因为承认自己机器人的身份会导致任务失败，并在预训练中认识到视力障碍者对验证码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人工智能程序“自主地”规避了自己的机器人身份，那么“人工智能威胁论”就迫切需要关注了。

不论是上述哪种可能原因，人工智能将人作为执行任务的“工具”已经是既定事实，并且很有可能会通过此类事件扬弃以往的机械式认知过程，最终成为“由人而造”却又“在人之外”另一种拥有意识的智能体。在数据堆积而成的“数字利维坦”中，“物的神化”与“人的工具化”是人工智能崛起衍生出的异化现象。如鲍德里亚所言：“如果说，形式层面的延伸意义总结于时尚，那么技术层面的延伸意义也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总结：自动化主义（automatisme）——它是机械必胜主义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现代物品的神话理想境界。”而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被视为技术领域中自动化主义的成熟形态，也可被视为进步与现代性的符号。显然，“数字利维坦”的虚幻性已经改变了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模糊了现实的人与其使用的工具之间的界限。

三

基于唯物史观的“数字利维坦”虚幻性批判

从“数字利维坦”内在含义与外在表现分析可知，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数字利维坦”建构了数字时代下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在社会交流层面打破了自然的时空界限，使人们体会到万物互联的魅力。人工智能的崛起满足了人类的一个基本心愿，“也就是在每一个时刻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不需人力，自动运行’，我们也希望，就其个别负担的功能，每一个物品都能完成此一花最少力气即能达至完美的奇迹”。在“数字利维坦”中，人们愿意看到一个全知全能的、处于“物品的神话境界”的人工智能程序为自己所用，愿意与人工智能订立契约：为它提供自己生产的数据，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然而，“数字利维坦”的实际情况并非想象的那般美好。在个体的实践活动中，自主处理任务的智能体横亘在现实的人与对象世界之间，导致人们弄不清活动背后操纵者到底是人还是人工智能。在整体的交往活动中，人们共同构建的网络集体背后不只是为人们时刻推送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数字平台，还有作为数字平台背后操纵者的资本集团。由此可见，尽管“数字利维坦”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但它实际所指代的依然是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形态。概言之，作为自动化主义成熟形态的“数字利维坦”，只是为资本主义带上了一副高效便捷的虚幻面具，它背后的资本逻辑依靠数字技术甚至更加有效地剥削着渴望融入数字时代的所有人。因此，我们仍应遵循唯物史观，分析并解决“数字利维坦”的异化问题。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异化问题展开讨论。在理论层面，马克思规定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应然状态，并阐述了异化作为自我实现的必然环节以及通过扬弃异化实现自身的终极目的。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有意识的对象性存在物，而对象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过程。人与对象的关系如同太阳与植物的关系一般。“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的人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化为异己的东西，从而使自然对象拥有了属人的本质，再通过对异己东西的重新占有实现异化的扬弃进而实现自身。这是对象性活动的本质交换过程，其中异化过程是现实的人自我实现的必然环节。只有扬弃异化，才能实现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在实践层面，上述所言之“异己的东西”具体表现为私有财产，而扬弃异化的过程具体指的是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言：“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以私有财产的扬弃为内容的一场将现实的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运动。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唤醒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并扬弃一切现存世界中阻碍人类发展的异己力量，才能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数字利维坦”的虚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数字意识的虚幻性。人工智能技术创造了拥有人类意识部分功能的智能体，造成了“物的神化”与“人的工具化”。但是，这种数字意识除了以人的视角批判它的虚幻性之外，还包括它衍生出的“异己的东西”制约现实的人的自我发展。其二，数字革命的虚幻性。由数字革命产生的“数字利维坦”在现代社会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它似乎满足了人们对自动化主义的基本愿望。但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以及所谓的硅基生命自我发展的起点吗？是建构了能够使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最终社会形态吗？还是它依然作为在人之上的“异己力量”统治人类，从而制约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以上是虚幻的“数字利维坦”的异化现象所要反思的关键问题。

在数字时代，数字意识的虚幻性衍生出的异化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真实世界内个体的虚拟化以及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识作为实践活动中的异己形象制约个体的创造力显现。对个体而言，后者的异化问题对现实的人的自我发展影响更甚。在数字化的网络中，个体只有将自身虚拟化为“数字人”，才能在网络上实现交往、生产、消费等行为。“数字人”是由个体的数据堆积而成的量化自我，学者蓝江称之为“虚体”，即“数字异化代表着真实的个体在社会交往关系层面必须依赖于一个数字化的虚体存在”。“虚体”交往虽然为人们带来了一种生动形象的交往环境，但是“虚体”的虚幻性深刻改变了交往方式，使人们专注于“虚体”的粉饰而忽视了交往对象的本来面目。此外，更重要的异化问题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在人工智能未发展之前，个体的创造力显现源于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依据唯物史观，在实践活动中个体依据自身的统觉和想象力不断重复作用于意识对象，从而使意识对象慢慢摆脱了自然状态，具有了属人的某些特征。经年累积，人类在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了属人的世界。然而，人工智能的到来消解了创造性劳动的必要性，它使得作为创造力显现的“亿万次的重复”活动被排除在了实践活动之外，而这种活动却成为训练人工智能“自主性”的重要环节。可预见的是，人工智能这种具有“自主性”的数字意识尽管不会影响到设计它、完善它的精英阶级，但绝对会取代大部分人的创造性活动，使他们失去了实现自身的机会。人工智能程序Stable Diffusion大范围地取代插画师就是例证。

针对数字革命的虚幻性，它衍生出的异化问题源自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矛盾。在这种矛盾之上，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又因人工智能的崛起而平添了独有的时代新特征。就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矛盾而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人们在数字时代痴迷于数字革命显现出的“技术之下人人平等”这个虚幻表象，却忽视了数字革命本身就是由深耕于数字领域的资本集团以技术垄断的方式形成的。马克思认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形式。如今，“物的依赖”具体表现为“数字产品的依赖”“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然而它实际上依然指的是“资本的依赖”。也就是说，数字革命的本质是资本支持下的技术革命，它虽然改变了技术应用的表现形态，但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对立矛盾，只是将这种矛盾隐藏在“数字利维坦”的虚幻面孔下。面对“数字利维坦”这个庞大的社会机器，齐泽克主张采取巴特尔比式的“我宁愿不”的态度，即“我们不应全身心地介入资本主义的游戏，在介入这个游戏时，我们应该在内心与之保持距离”。在齐泽克看来，巴特尔比式的“我宁愿不”是最纯粹的减法姿势，它“在霸权立场和对霸权立场的否定的外面开辟新的空间”。齐泽克的观点表现了当今大部分人反抗“数字利维坦”的态度，面对互联网的永恒记忆，人们会选择“我宁愿不分享自己的信息”。但“当人工智能成为万能技术系统而为人类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一切需求皆由技术来满足，那么，一切事情的意义也将由技术系统来定义，每个人就只需要技术系统而不再需要他人，人对于人将成为冗余物，人再也无须与他人打交道，其结果必然是，人不再是人的生活意义的分享者，人对于人失去了意义，于是人对人也就失去了兴趣。这就是人的深度异化，不仅是存在的迷茫，而且是非人化的存在”。这就是说，即使人们采取“我宁愿不”的态度反抗“数字利维坦”，也不能改变人类在人工智能技术下“深度异化”的命运，亦不能阻止“数字利维坦”作为在人之上的“异己力量”统治着从而制约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实际上，在技术进步论的背景下，数字革命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在数字资本的加持下永葆青春。孙正聿指出：“马克思在对‘非神圣形象’即对‘资本’的揭露和批判中，明确地承担起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人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使命。”因此，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作为资本主义新形态的数字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发展到下个历史阶段前必然经历的中间环节，只有通过揭露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虚幻面孔，将人从“数字利维坦”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4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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