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67：第二十二章 逐客
第二十二章 逐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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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初到惠州，知州詹范将他安排在合江楼住下。詹范是个有同情心的人，这一安排是违反朝廷规定的，因为合江楼是一处官舍。犯官到达贬所，住宿只能自行解决，其他生活便利朝廷也一概不管，任其自生自灭。因此十几天后苏轼就迁居到嘉佑寺中，此后知州又动员他回到合江楼，如此反复了两三次。
惠州立刻给了他家的感觉，虽然这里气候风物与北方迥异，但是民风淳朴，鸡犬相闻，这正是苏东坡心中理想的栖居之地。人们很奇怪这么偏远的小地方，怎么会迎来这么著名的一个大官、大诗人，纷纷问他所犯何事。苏武在漠北牧羊，终归有回归中土之日；而东汉末年的管宁为了避乱，隐居辽东三十多年，要不是后来曹丕征召，他甚至不会回到中原。岭南风物总要远过漠北和辽东，现在自己是客，也许以后就成了主人了呢。
仿佛曾游岂梦中，
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
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
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
会有幽人客寓公。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苏东坡在京城，虽然朋友很多，可也经常招致小人攻击，而他一旦远离朝廷，即便是无权无势谪居山野，也会立即受到所有人的喜欢。当时党祸已起，州县官员无人敢与贬官结交，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苏东坡的交友。一天，苍梧太守李公安专程赶来拜见东坡，苏轼并不认识他，与之慨然论世间事，商略古人物，下至医卜技艺，皆出人意表。苏东坡惊喜，以相见为晚，两人结伴交游十天，李公安才告辞起行。
当地的州县官员纷纷来看望苏东坡，又有人不断给他送酒送吃食，他又开始自己酿酒，这回他酿的是桂酒。据他儿子苏过说，这个桂酒与他在黄州酿造的蜜酒相仿，也不怎么好喝，只是他老爸在诗中写成了玉液琼浆。惠州小市，每天只有一些羊肉卖，即使是这样，他也没钱买大块的，而是同屠夫商量，花点小钱把剔肉后的羊脊骨买回来，放在锅里一通水煮，洒一些盐粒作料。这大概就是如今北方的“羊蝎子”。不过他煮了之后还要放在炉上烤，半焦状再剔肉吃。苏东坡给苏辙写信说，这吃法如同剔螃蟹一般，甚是美味，隔几天吃一次，绝对大补。他开玩笑说，只是如此吃法，狗肯定是不高兴了！
他结交的江湖隐逸之士，在他富贵的时候，都离他远远的，而在他倒霉的时候，又都纷纷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了。有的致信问候，有的说要到岭南来看他，这其中就有陈慥。东坡在京城当高官时，陈慥曾到访过一段时间，很快就又回到歧亭优哉游哉。苏东坡赶紧去信，劝陈慥这么大年纪了，千万不要来惠州。他的老友吴复古道士这时候出现在岭南，此后几年，吴复古频繁往返于惠州与雷州，与苏轼苏辙相伴。东坡向吴复古请教长生之法，吴复古并没有传授什么炼丹之术，而是告诉他，一曰安，一曰和，安则宁一而精神不扰，和则优柔而情思不躁。后来这个道士又出家成了和尚，云游四方，没人知道他下一站是哪里。
远在江浙的佛印，想给东坡写一封重要的信札，可是远隔万里，无人送信。有个叫卓契顺的道人听说后，豪迈地说：“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于是怀揣佛印的信，历尽艰辛，辗转来到惠州。东坡见到契顺，开玩笑说：“你所为何来？”
契顺说：“惟无所求，故来惠州”。
真正的友谊，是心与心的沟通，不需要假借旁物。有所求，则有欲；有所欲，则失其本心，友谊也常常会变了味道。有一诗句说：
你走，我不送你；
你来，不管多大风雨，
我去接你！
大富大贵之时，门庭若市，高朋满座，有些朋友偏偏不会去凑这个热闹；而当你困窘时，凄风苦雨，门前冷落，这时候风雨故人来，才最是难能可贵。人的一生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已经不枉在世间走这一遭了。
佛印不是只会与苏东坡戏谑的花花和尚，他在信中说的话，跟看仓库大门的老大爷说话一样，直截了当——权臣忌惮你苏轼当宰相。而他劝慰东坡的话，又写得极为深刻：
子瞻中甲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此地，亦可以骖驾鸾鹤，翱翔三岛，为不死人，和乃胶柱守株，待入恶趣。昔有问师，佛法在何处？师云：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溺处，没理没会处。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这般地位，不知性命何在，一生聪明要作什么？三世诸佛，则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字。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
富贵当然是好事，可是一心专注富贵，也会迷失了心性。苏东坡曾讲了一个故事，有一贫寒之士，家徒四壁，只有一瓮。一天晚上，心里做起了发财梦，如果以后富贵，就花大钱买房子买地，买家奴歌女，其他如高车肥马，当然都不在话下。这样想着，不觉手舞足蹈，结果把仅有的那个大瓦罐也踢碎了。于是后来就把痴心妄想叫作瓮算。
这样的瓮算在今天仍然比比皆是，攒钱半辈子买个小房子，继续攒钱换个大房子，两居室不行，得换三居，最好四居。然后要有书房，四面都是书，有个大条案，伸手够不到头，伏在这样的案上，读书写字作画，那该多么多么的美啊！可是真的有了这样的条件，反倒读不进去了，写不下去了，画不出来了，最终发现，原来还是自己的三尺小桌子最好用。佛印所说一点都不玄虚，无非就是生活的真实罢了。
苏东坡把这些全都想通了，他感到无比安适。可是这时候新的烦恼又来了。他说，古人所贵者，就在于真实。比如陶渊明，他耻于为五斗米给小儿折腰，弃官归去乡野，过了很久，再到城郭一游，也有些羡慕城里的雕栏画栋、华美房屋。这就是人，热闹的时候想清净，清净的时候爱热闹。陶渊明这样的高洁之士，也会偶尔羡慕奢华的生活，重要的是他不掩饰自己的羡慕，这就叫真实。
苏东坡拿陶渊明说事，无非是想表达自己也是真实的。如今他是犯官，无所事事，可是他仍然忍不住关心政务。他一生心仪佛道，但他仍然是儒生。现在他连上奏朝廷的权力都没有，但是他可以当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只不过做着做着，连他自己都分不清到底是政府官员还是戴罪之身了。是的，他正在推翻自己刚刚得出的“事不能两立”的结论。
他在黄州时，当地农民有一种插秧的工具，叫秧马。插秧是非常辛苦的农活，人们弓着身子，左手攥一把秧苗，右手不间断地把秧苗植于泥水中。在吟诗作赋的人看来，水村山郭，稻田如镜，农人在田间劳作，如诗如画，其实诸如 “又趁微雨去锄瓜”、“雨巷明朝卖杏花”之类的诗句，都是填饱肚皮之后才能享受的愉悦。黄州的秧马，人可以骑在其间，用脚使其滑动，这样就免收了长久弯腰之苦。苏东坡在南迁路过庐陵时，读到一个叫曾安止的官员所著《禾谱》一书，感觉很有意思，只是书中不载农器，有些遗憾。于是他作了一首《秧马歌》，详细介绍秧马的构造、制作，附于书后。如今他把制作方法全盘告知县令林抃，林县令亲自率人制作改进，很快就在惠州推广开来。
绍圣二年正月，县里官员来访，说是广州提刑程正辅专程派人传话。这位程正辅，是苏东坡的表哥，也是他的姐夫。当年苏轼的姐姐嫁到程家，受到公婆虐待，不到一年就抑郁而死。苏洵得知后非常愤怒，从此与程家断绝关系。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想不到在这里能与表哥相遇。苏东坡立即写信：“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
不久，程正辅来访，少年时代离别，如今俱都垂垂老矣，往日恩怨早已不萦于胸，两人相从九日，饮酒赋诗，极慰老怀。临别时，程正辅专门嘱咐惠州官员，请苏轼回到合江楼的官舍居住。
有了这层关系，惠州官员经常请苏东坡参详政务，苏东坡也不客气。一次他在江边散步，看见无人掩埋的骸骨，暴露于野外，于是找知州詹范商量，拨钱收集掩埋。苏东坡还亲自作祭文：
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
惠州驻军营房破败，很多军士无房可住，只好散居于民间。这些军士少了管教，赌博酗酒，几如地痞帮闲。苏东坡察知此事，建议建造营房三百多间，大力整肃军纪。
绍圣三年正月初一，博罗县发生大火，全城化为灰烬，官衙也没能幸免。苏东坡给程正辅写了一封长信，提醒他说县令林抃在大火时正在休假，不应严厉处罚；惠州推官黄焘在灾后出力很多，应予褒奖。官署衙门都被烧了，马上就要重建，苏东坡担心建设的物资又要摊派到百姓头上，告诫程正辅如果不依实价购买，而行征集科配，则“害民又甚于火矣”。这封书信的刻本被完整保存了下来，让我们得以一窥全貌。字里行间，完全看不出犯官身份，倒像是苏尚书在交代工作。
苏轼，致程正甫
商博罗火灾事
现在他已经把惠州当作杭州来经营。东江从惠州城穿过，江上人们往来一直靠简易的竹桥通行，经常被洪水冲垮。苏东坡联络程正辅和詹范，建议建设一座新桥，由道士邓守安董其事。邓守安的方案是用几十条小船连接成二十个基座，以铁索和大石坠落江底，船上铺以木板，建成浮桥一座，是为东新桥。
惠州西面有湖泊曰丰湖，又名西湖，湖上原有长桥，如今已破败。苏东坡极力游说知州建设了西新桥。资金不足，寺院的僧侣积极协助化缘，苏东坡捐出了皇帝赐给的玉带，并致书子由，子由夫人史氏甚至捐出了太皇太后赐给的金子。
南宋诗人杨万里写诗赞叹：
三处西湖一色秋，
钱塘颍水更罗浮。
东坡原是西湖长，
不到罗浮便得休？
——《游丰湖》
除了这些，他还在广州引入泉水，设立公立医院，恨不得把几十年的治世经验都推广到岭南。有些事也许无关为政大局，但是 “小事”积累在一起，就汇聚成了人间大爱，树立一代新风。宋人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实践，士大夫或是致仕归乡，或是地方为官，或者仅仅是地方乡绅，他们往往从一乡做起，那些能教化一个乡的人，也就慢慢有能力、有资格管好一个县。然而以一个犯官身份，仍然如此热心参与政务，苏东坡堪称第一人，而在他之后，也没有再出现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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