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更一度成为定论，鲁迅以后的众多文学史、小说史因此称《金瓶梅》为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一次完成的长篇白话小说。新时期亦得到朱星、杜维沫、黄霖、周钧韬、李时人、鲁歌、浦安迪、日下翠以及所有提出某作者说的论者的支持，仍是压倒的优势。一、如果《金瓶梅词话》是“话本”，为什么至今未见类似作品流传?二、明代一些著名文人对《金瓶梅》的反应均是刚刚出现而非世代累积。三、《金瓶梅》具有完整的艺术结构、一以贯之的思想、统一的文学风貌。
刘辉认为此说在丁耀亢《续金瓶梅·凡例》中初露端倪(《金瓶梅论集》)。四十年代赵景深《〈金瓶梅词话〉与曲子》(《银字儿》)、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古剧说汇》)等都曾透露出《金瓶梅》非一人之力所为的想法。八十年代初，徐朔方对此说集中展开论述，提出十条例证：每回前均有韵文唱词，大部分回目以韵语作结束，正文若干处保留有说唱者的语气，吴月娘、孟玉楼、春梅、玉簪儿祭奠诉苦唱《山坡羊》，几乎没有一回不插入诗、词、散曲，不少地方与宋元小说戏曲雷同，全书对勾栏用语、民间谚语的熟练运用，行文的粗疏重复，《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关系，《金瓶梅》与《志诚张主管》的关系等，并概括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论汤显祖及其他》、《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孙逊、陈诏《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邓瑞琼、吴敢《从“来保押送生辰担”看〈金瓶梅词话〉的成书》，陈辽《金瓶梅原是评话说》，傅憎享《金瓶梅用字流俗是俚人耳录而非文人创作》等复为此说提供了若干重要“内证”。魏子云、王利器、支冲、蔡国梁、吴小如、蔡敦勇、周中明、吴红、胡邦炜、尾上兼英等亦附和此说。刘辉《金瓶梅论集》更从《金瓶梅词话》保留的可唱韵文之多，采录、抄袭他人作品之多，讹误、错乱、重复处之多等方面，继徐朔方之后，再次为此说集其大成。陈诏《〈金瓶梅词话〉是一种扬州评话》更具体指出了评话的品种。黄霖《金瓶梅成书三考》、浦安迪《瑕中之瑜》、李时人《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刘孔伏等《金瓶梅是累积型作品说驳论》、刘振农《金瓶梅“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质疑》等则对“集体累积说”提出商榷。 周钧韬《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拟话本长篇小说》认为，《金瓶梅》既不是一部划时代的文人开山之作，又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无所依傍的文人创作，而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型作品，标志着整理加工式的创作的终结和文人直面社会创作的开始，对两说来了个折中。张同胜、杜贵晨《论〈金瓶梅〉成书的“集撰”式创作性质》（《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一期）最新提出“集撰式说”，认为“这种创作方式确实不同于一般所谓的‘文人独立创作’，但也决不如‘世代累积成书’说所意味的缺乏作家个人特点的联缀编撰，而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实偏重于‘文人独立创作’的形态，是中国章回小说早期创作的一种特殊路径，或说是那一时期章回小说创作的民族特色”。不过，张、杜二位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理解有所偏差。因为，主张“集体累积说”者，同时认为有一位加工写定者的存在。徐朔方认为李开先或他的祟信者是这一写定者。早在1964年，徐朔方就撰文(《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提出这一观点。此文20年后才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发出。该文从四个方面(李开先符合“嘉靖间大名士”的传统说法、李开先符合作为小说作者的基本条件、小说大量直接引用李开先《宝剑记》和其他作品、小说与《宝剑记》有不少相同之处)证明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后来在《金瓶梅成书新探》一文中将这一观点修改为“《金瓶梅》的写定者或写定者之一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而“写定者的籍贯则在今山东省中西部及江苏北部，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一带”，其写定时间则“当在嘉靖26年之后，万历元年之前”，并认为“一、如果改定者是李开先的崇信者，他的文化修养不会太高，根本不是‘大名士’；二、如果是李开先本人，那他只是出主意或主持印制而已，并未自始至终进行认真的修订”。刘辉认为李渔是崇祯本的作评者、写定者。其证据有五：一、首都图书馆藏本卷首有一叶回道人的题记，而回道人即李渔；二、第一奇书的康熙乙亥本、在兹堂本署名为“李笠翁先生著”；三、小说所用方言有眉评所不解处与评语所用方言有李渔所熟知者；五、李渔《三国志演义序》对《金瓶梅》的评价与评语观点完全吻合。吴敢《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琐考》根据李渔与彭城张氏的交往，亦推测“或者张评本的祖本即崇祯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系李笠翁由说唱本改定为说散本的吧?”“我们可以断定的是，祟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笔削过的。”沈新林《李渔评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考》支持此说，并多有补益。黄霖《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对“李渔说”提出质疑，认为首图本系翻刻本，回道人的题词有可能是书贾的后补；绣像本刻于崇祯间无疑，而李渔不可能在此间作评；李渔把《金瓶梅》列为奇书第四种而非“第一奇书”，且“第一奇书”与李渔称《三国》为“第一才子书”相左；张竹坡评语对崇祯本评语多有大不敬之处，不符合对其父执的态度等，“总之，说李渔是崇祯本初刻的改定作评者，是难以成立的。”鲁歌、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亦否认李渔是崇祯本的评者和改写者。其实黄霖早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一文中即推测评改者为冯梦龙。其后魏子云、陈毓罴、陈昌恒等也对冯梦龙与《金瓶梅词话》的关系作有探讨。吴红、胡邦炜《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则坐实为冯梦龙，该书认为要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必须从“嘉靖间”、“山东人”、“大名士”这三个框子中跳出来，而建立在“集体积累型”、万历丁巳本系初刻本这两个前提下；然后从外证、内证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结论是“东吴弄珠客即是冯梦龙”、“《金瓶梅》的整理写定者是冯梦龙”。
这是《金瓶梅》研究中的第一焦点问题，有人称为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向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关注，吸引了众多的学人，发表了几百篇论文，提出了众多的人选，其广有影响者为：
(1)王世贞说。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中的一段按语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伪画致祸”条最早含蓄地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第一奇书》谢颐序以及清人的众多笔记即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作者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竟至演化出“苦孝说”的一段公案(《寒花庵随笔》)。此说三十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王采石、姚灵犀、赵景深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列举十条理由，重倡此说。周钧韬等支持此说。黄霖、徐朔方、赵景深、张远芬、吴红、胡邦炜等则很快撰文与之商榷，“王世贞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在陈诏《金瓶梅小考》基础之上，继朱星、周钧韬之后再次举起“王世贞说”的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新时期的人选，无一能取代王世贞的地位”、“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又有王世贞门人说，见《〈玉娇梨〉缘起》、《第一奇书》谢颐序。又有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合写说，见朱星《金瓶梅考证》。周钧韬《金瓶梅新探》更演变为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因为卢楠、屠隆等都是王世贞的门人，故此说事实上已融几说于一炉。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即将王世贞说与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说融为一体，认为“应是一些人的联合创作，主笔者是王世贞。王世贞主盟文坛二十年，……集众人之力，成此‘百科全书’”，但“著作权应属于王世贞”。
这是20世纪80年代《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从以下十个方面进行论证：一、“兰陵”即山东峄县，“明贤里”也指峄县，“金华酒”即兰陵酒，而贾三近是峄县人；四、他是谏官，以“指斥时事”为业，且官至正三品，其阅历足可创作小说；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长期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文字水平极高的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九、他先后三次共十年在家中闲居，有创作小说的充分保证；十、他写过小说。郑庆山《金瓶梅论稿》对此说有所补发。冯传海《金瓶梅作者贾三近》，高念卿《贾三近是金瓶梅的作者》、《贾三近说新证》，王冠才《贾三近与金瓶梅》，马森《金瓶梅的作者呼之欲出》等表示支持。王冠才而且认为此说“目前最称完备”，马森更认为“兰陵的贾三近实在是最接近兰陵笑笑生的一个人物”。李锦山《对“金瓶梅作者即贾三近”的异议》，李时人《金瓶梅中的“金华酒”非“兰陵酒”考辩》、《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李锦山、齐沛《贾三近不是金瓶梅作者》，宁源伟《金瓶梅作者贾三近质疑》等则提出异议。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许建平《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亦持不同意见，认为“兰陵”有二，一为山东峄县，一为江苏武进，以地理与方言定人，其科学性值得怀疑。黄霖首倡。关于屠隆说，他发表了一组8篇文章，提出七点理由：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笑话集《开卷一笑》，其题署“笑笑先生”、“哈哈道士”等都是屠隆；四、万历20年前后，屠隆罢官潦倒，潜心佛道，其思想与小说创作宗旨一致；五、屠隆以“淫纵”罢官，并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善恶并存，淫雅杂陈”，此情欲观正是小说一个特殊的思想基础；六、屠隆具备创作《金瓶梅》的多种生活基础和文学素养；七、屠隆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而此两人均持有全部《金瓶梅》稿本，当为屠隆所赠。
魏子云《屠隆是金瓶梅作者》、《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补证》等首先响应，又著文《论屠隆罢官及其雕虫罪尤》讨论“屠隆可能写作《金瓶梅》的动机”，进一步考证后，再发表一文《为金瓶梅作者画句点》。刘孔伏，潘良炽《从〈金瓶梅〉抄本之流传情况谈作者问题》、李燃青《金瓶梅作者屠隆说考释》、吕珏《屠隆与屠本畯：笑笑生与欣欣子》、李燃青等《屠隆与文学解放思潮》继而支持。郑闰则出版《金瓶梅和屠隆》一书，进一步从屠隆曾任清河县令、写过小说如《征播奏捷传》等出发，坐实兰陵笑笑生即屠隆，并认为屠隆草成《金瓶梅》全书的时间是万历17年夏。所不同的是他认为“哈哈道士”是屠本峻，其所著《笑词》即《开卷一笑》，而自署“欣子”的屠本畯即为《金瓶梅》作序的“欣欣子”。徐朔方《〈金瓶作者屠隆考〉质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别头巾文〉不能证明〈金瓶梅〉作者是屠隆》等文，认为《开卷一笑》即《山中一夕话》是清初的作品，其作者是徐述夔，这类笑话东拼西凑，不能当作可信的史料。
这对于屠隆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当然引起与黄霖的一场讨论。
徐朔方还认为“笑笑先生”不等于“笑笑生”，“参阅者”不等于编者，更不是作者。
张远芬《也谈金瓶梅中的一诗一文》指出小说第56回在“陋儒补以入刻”的53－57回之中，屠隆充其量是这五回的作者，而不是全书的作者。
顾国瑞《屠本畯和〈金瓶梅〉》亦认为“作者屠隆说，同样也难以成立的”。
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认为屠本畯与屠隆同里同宗，关系亲密，屠隆如作《金瓶梅》，屠本畯不会不知道，他不必跑到金坛王宇泰那里看抄本，更不会在《山林经济籍》中说出“相传为嘉靖时有人……托之《金瓶梅》”这样的话来。
郑庆山《金瓶梅新考》认为小说中所引所谓屠隆作品是补作词话本53－57回的人抄进去的。张庆善《“兰陵笑笑生”与“笑笑先生”—〈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等亦提出讨论。围绕此说的争议虽然比较热闹，但此说仍是近年论据较为有力、推断较合情理、影响较大的一种。鲁歌《欣欣子不是屠本畯，笑笑生不是屠隆、屠大年》则对此表示怀疑。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一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他在日本、印度、加拿大、辽宁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讲演时也说过同样的话。杜维沫《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则支持吴说。日下翠《金瓶梅作者考证》对李开先说提出二点新见(对李开先与《金瓶梅》关系的“三点补充”，西门庆身上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而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考察李开先的行实宦踪，并进而探查《金瓶梅》作者，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小说内证方面，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作者资质方面，集李开先说为大成。刘辉为该书作序说“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有说服力的一篇论证《金瓶梅》作者的文章”，但也认为书过细密，难免穿凿，“清河”就是章丘，即为一例。许建平《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对此说表示怀疑：“《金瓶梅》抄引化用的文字作品不单是戏曲，还有大量的话本、诗文，不单是李开先的作品，还有许多他人的作品，若要证明作者是李开先，必须将其他作品的作者也具有创作写定《金瓶梅》的可能性排除掉”。
1939年（英）阿瑟·戴维·韦利（ArthurDavid Waley,1889-1966.6.27）在英译本《金瓶梅·导言》中首倡此说，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学术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潘承玉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正如严云受《金瓶梅新证序》所说，“无论你是否接受作者的论断，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的文本材料和相关资料所吸引，因而觉得颇受启迪。”《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而近年胡令毅、邢慧玲用力甚勤，发文多篇，自抒机杼，论证胡宗宪是西门庆的原型，温秀才即徐渭，徐渭乃《金瓶梅》的作者，再次擂响徐渭说的战鼓。在当今《金瓶梅》作者研究新成果中，潘承玉关于徐渭说与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许建平关于王世贞说，可以并称为四大说。见鲁歌、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主要证据有十三条：一、王稚登最先有《金瓶梅》抄本，而且是有抄本者之中唯一具有作者资格的人；三、他对屠隆人品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讽；四、小说中的诗词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语句、意境相同或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的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中的写法相同或相似；七、小说中有吴语、北京话、山东话、山西话，王稚登的经历使他熟悉这些方言；十、他是王世贞门客，故以小说“指斥时事”，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王招宣一家是王稚登家“族豪”丑类之原型的艺术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甚深的诗句“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出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合符节。孙逊《漫话金瓶梅》认为此说是影响较大的五大说之一，“其可能性当不在贾三近、屠隆说之下”。
(7)汤显祖说。见（美）戴维·特·罗依（David Tod Roy，中文名芮效卫,1933－）《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芮效卫胪列了30条小说原文，论述其与汤显祖的关系；并就《金瓶梅》早期流传情况与汤显祖的生平行谊相考察，得出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期内创作了《金瓶梅》的结论。徐朔方《〈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的简介和质疑》对芮文30条中的10余条提出驳论，认为其“对某些人事的叙述和判断往往脱离事实，违背原意”。芮效卫《对批评〈汤显祖创作金瓶梅〉的答复》对此申辩说“他虽然指出我立论中有不妥之处，但我认为我的建筑大体仍然屹立无恙”。(8)冯梦龙说。
陈毓罴《〈金瓶梅〉抄本的流传付梓与作者问题新探》与魏子云《冯梦龙与金瓶梅》不谋而合，算是此说的先声。
在此之前，姚灵犀《瓶外卮言》、小野忍《金瓶梅解说》等即怀疑为《金瓶梅》作序的“东吴弄珠客”是冯梦龙。
其后陈昌恒《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考述》、《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考补》、《冯梦龙·金瓶梅·张竹坡》进一步肯定“《金瓶梅》的作者应为冯梦龙”。
魏子云认为《开卷一笑》的编者系冯梦龙，他和陈昌恒均认为“东吴弄珠客”、“兰陵笑笑生”、“欣欣子”都是冯梦龙的化名，陈昌恒还具体论证了冯梦龙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思想基础、文学基础和三个阶段。
赵伯英《冯梦龙是〈金瓶梅词话〉的补足者》则缩小了冯梦龙的作用。
王辉斌《冯梦龙非金瓶梅作者辩说》，鲁歌、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等则提出商榷。
此外还有汪道昆说、李先芳说，袁无涯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惟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刘九说，臧晋叔说，丁耀亢、丘志充、丘石常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金吾戚里门客说，嘉靖间大名士说，兰陵笑笑生说，绍兴老儒说，世庙时一巨公说，某孝廉说，被陆炳诬害者说，被唐荆川害死者之子说，才人说，明季浮浪文人说，观海道人说，钱谦益辈说，吴侬说，书会才人一类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说，东鲁落落生说，追随罗汝芳的文士或熟悉罗汝芳行谊并受其影响的人说，河北籍人说，淮间人或生活于淮间之人作，刘承禧门客、刘承禧、冯梦龙等人先后完成说，河北某张公子说，清河县某人说，谢茂才说，清河某孔先生初稿、某落魄书生添枝加叶而成说，山东兰陵萧笑生说，兰陵才子箫箫生说，万历时苏州某大文人将杜阿福弹唱的《潘金莲》加工整理而成说，湖南平江东乡人说，曾在山东经商的徽州文化人说等不下六十多说。
针对波澜壮阔的《金瓶梅》作者研究热潮，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主张在一部作品的作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气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潘承玉《近年金瓶梅作者研究新说四种检讨》更认为“整个90年代的《金瓶梅》作者研究，从主张个人独立创作说这个大的角度去看，较之80年代，基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其中暴露的种种问题，十分值得我们深思。”近年来，对《金瓶梅》研究的批评,以刘世德、陈大康两位先生最为激烈。但他们的批评,多哗众取宠之嫌,少实事求是之意！譬如，关于《金瓶梅》作者研究,陈大康《<金瓶梅>作者如何考证》针对拙文《〈金瓶梅〉及其作者兰陵笑笑生》,发了一通被刘世德《〈金瓶梅〉作者之谜》引为知己的宏论。陈文说《金瓶梅》作者研究“不科学”,刘讲更进一步说是“伪科学”,并嘲弄为“笑学”,说与“秦学”“无独有偶”。吴敢《与陈大康先生讨论金瓶梅作者说》认为, 《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主流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其广有影响的几说,如王世贞、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徐渭、王稚登等,对金学事业均有创造性的贡献。《金瓶梅》作者研究又与《金瓶梅》成书年代、成书过程、成方式等研究,还与《金瓶梅》文化、语言、内容、艺术、人物等研究,密切关联。金学首先要热起来,才能谈到发展。从这一角度说,《金瓶梅》作者研究对金学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具体课题本身。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与临清》，齐鲁书社，2008年。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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