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一部难下定语的书。早在明清两代，仅以读者的直感而言，从明·袁宏道的“第睹数卷，甚奇快”[[i]]，和谢肇淛的“穷极境象，駴意快心”[[ii]]到清·张潮的“《金瓶梅》是一部哀书”[[iii]]，和张竹坡的“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iv]]，反响已有质的不同。当然，面对一部内涵丰富且情感复杂的作品，诸多读者自会有诸多的直感。而反过来说，以上，两类不同质的直感，正说明《金瓶梅》本身也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的两极又在不同的时代里分别获得了各自的回声。笔者以为，《金瓶梅》的内在矛盾性首先直观于它所构造并毁弃的西门氏家族社会。本文试图重现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结构意义，以求对《金瓶梅》的存在价值作出历史与文学的相应评价。
纵观中国古典小说，有两个令人瞩目的家族社会模式：先是《金瓶梅》中的西门氏家族社会，后有《红楼梦》中的贾氏家族社会。这是两个同具结构意义却又严格区别着的模式。前者以西门庆的商业家庭为中心，层层环绕着妻妾姻亲、家奴院公、主管伙计、帮闲篾片、商家工匠、优伶娼妓、缁流道众、命相阴阳、医师媒婆、市井无赖以及皇亲内臣、文武官吏等。携此花花世界之芸芸众生而闯入晚明文坛，时人的称“奇”说“快”，料无虚夸之情。但真正使今人感到奇快的，倒是其一出世便异物般地楔入封建母体，楔入以血缘宗法纽带为标志、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这确是“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v]]了。1看官听说，莫不这人无有家业的？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那人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
这段文字，除了把西门庆的籍贯由阳谷拉到清河且为他摘去“奸诈”的帽子、增添若于“技艺”外，基本袭用了《水浒》第二十四回的叙述，本不足为奇。唯开门一句“莫不这人无有家业”的反问，又把“发迹有钱”移至“交通官吏”之前，却是对《水浒》原文的有意味的改窜。紧接上文，则是《金瓶梅》所特有的叙述了:1他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先头浑家是早逝，身边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房中也有四五个丫鬟妇女。又常与构栏里的李娇儿打热，今也娶在家里。西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时，也娶来家居住。（第二回）
这就是西门氏家族社会赖以草创的全部家底。别的暂且不论，仅从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角度看，也有来路不明之嫌。对主人公的家世出身作族谱式的不厌其烦的介绍，溯源自史传文学，形成于唐人传奇，到话本小说则已演为俗套。即便是不同凡响的《红楼梦》，也不免要借冷子兴之口，先把荣宁二府的前后五代人一一道来，才就便引出贾宝玉其人，而贾雨村更是将同宗自东汉贾复排起，以足显贾氏家庭的祖先阀阅（《红楼梦》第二回）。《金瓶梅》的翻新之处，首先在于西门氏竟无可资接续的族谱。“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已属决绝之笔，奈何发妻也会“早逝”，遗下的偏又是一个无缘承嗣的女儿。“《金瓶梅》何以必写西门庆孤身一人，无一着已亲哉？[[vi]]”对于一部以主人公的家族兴衰为基本内容的百回大书来说，如此开端，显然是异乎寻常的。而《金瓶梅》所欲构造的，正是这样一个没有来历出身的家族社会。它的叛逆姿态，虽已外化为对某种文学程式的无视，更是内省于对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超越。李泽厚同志说：“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以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vii]]”
从这个意义上讲，挣脱血缘纽带束缚的西门氏家族社会的崛起，在文学和意识形态史上都不是简单重现或偶然衍生的。它观照于晚明社会的新的历史契机之中，并折射出新兴商业阶层的新的思想锋芒:1西门庆道:“我的爹娘俱已没了，我自主张，谁敢说个不字!”（第三回）
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卷首·《四贪词》）
为了“我自主张”，以追财逐利为已任的商业阶层，就不得不付出遗弃“亲朋道义”或“父子怀情”的道德代价。而西门氏家族社会的崛起，也必须以超越因袭的社会图式——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为前提。因为在如上秩序中原无它的座次，更何谈“我自主张”。只有“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已然甩落了于人于历史的孝悌重负，这个道德传统全面沦丧的家族社会才有可能恣意地发展起来。对于长期凝滞的中国封建历程来说，这似乎是个神话。但不容易忽略的问题是，这个“安身立命”于封建母体内的家族社会，一俟楔入固有的社会系统中，便显示出得以独存的合理性。1那老婆把灵龟一掷，转了一遭儿住了，揭起头一张卦帖儿。上面画着一个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余多是侍从人，也有坐的， 也有立的，守着一库金银财宝。（第四十六回)
可见，这个基本图式的轴心是“一库金银财宝”，围绕着它，构成了西门氏家族社会的主从贵贱的内部关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莫不这人无有家业”之反问并非作者的一句闲话。明人所说“贸丝织缯绮，通贩贸易，竟用是起其家[[viii]]”,当是其时众多商家自立于社会的事实。同样，没有趋向繁荣的商品经济，迅速积累的商业资本，使“穷荒绝域之所市者殆无虚日”[[ix]]，西门庆由“发迹有钱”到“交通官吏”以至拥有一个“我自主张”的家族社会，就只能是历史的神话或拙劣的小说家言。而《金瓶梅》却充分地以一个商业家庭——一个新型家族社会的神奇崛起过程，刺激着缺乏史诗与创见的小农经济的社会心理:1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第二回)
又打开门面二间，兑出二千两银子来，委托伙计贲地传开解当铺。......一日也尝当许多银子出门。(第二十回)
货船到，决增十倍之利。(第五十八回)
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段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
伏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大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旧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第六十九回)
接下去，就是原“破落户”西门庆的“见朝引奏谢恩”(第七十回)了。这真象是一出笑乐院本或讽刺喜剧。不过请留意，被嘲弄的决不是脚踏可观的经济基石去称臣谢恩的西门氏家族社会，而是那个“一时收钱使，还同太仆寺借马价银子”(第七回)的朝廷爷。严肃的历史有时也不免开个玩笑:明明是西门者流正对封建秩序实施拜金主义的侵蚀，封建皇朝却仍以秩序的名义对其勉加莫名其妙的思典。看来，这也是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时也势也，历史讽刺的严肃性也正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对于西门氏家族社会，是不必也无从漫溯其血统；历史除了自身现实的横向印证外，也无从提供可与之作纵向类比的经验材料。或许，只有当人们注意到连花果山上的石猴也要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政历二十四气及九宫八卦等固有规范而成形而出世时(《西游记》第一回)，才能切实感知到西门氏家族社会的难能可贵的超越性。超越性，正是构造《金瓶梅》中的这个家族社会模式的原则意义。从“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到“以金钱财富为轴心的主从贵贱的利益关系”，这无疑是社会基本图式的超越，但深入的问题是，社会结构只能随社会进行而渐次改变其张力形态，相对活跃的社会心理环境则不然。作为文学的《金瓶梅》，那种社会直接现实与心理环境之交错、互补的现象更呈复杂景观；何况经由作家的介入，作品所指涉的世界也已有别于外在的现实，更难免超越与局限的并存。所以，对传统社会图式的超越性，并不是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全部内容及其意义。这就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直感的称“奇”说“快”，而要进入该模式内部作理性考察的原因。
一般认为，《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把考察的视野收聚在家庭生活上，并着力发掘内中“不平常的意义”，虽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角度，毕竟很难整体地把握一部“穷极境象”的《金瓶梅》。笔者认为，《金瓶梅》以一个家庭社会的兴衰为题材内容，西门庆及其商业家庭只是这个社会的枢机，而非结构的整体。但若重建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结构整体，却又必须先对西门商家的特殊机能作出明确的判断。这是一个豪商上挂内庭官府、下连世俗社会的行藏自如的处所。它的门户对所有的人似乎都是开放着的，如书中所写，前脚刚送走殿前太尉、巡按巡抚、布政三司和六府官员，后脚又迎进了姻亲家婿、帮闲篾片、主管伙计及士人优伶等：1今日少说也有上千人进来，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赔了几两银子，咱山东一省也响出名去了。(第六十五回)
能赔得起“几两银子”，即“广有钱财”，乃是这个商业家庭的最为灵验的机能。权臣达官们因此而降尊纡贵；西门庆因此而占有着一妻五妾和众多奴仆，并纠集起他得以横行乡里的市井俗恶势力：1那西门庆立了一伙，结识了十个人做朋友……众人见西门庆有些钱钞，让西门做了大哥，每月轮流会茶摆酒。(第十一回)
如果仅立了一伙“帮嫖贴食”、“踢毯赌博”或“放官吏债”、“讨风流钱”的流氓帮会，自然成不了大气候；西门商家还以丰足的财货吸引者“百能百巧”如贲地传（第十六回)、“写算皆精”如韩道国(第三十三回)、“会做买卖”如甘出身(第五十八回)的主管伙计们前来依附帮佣，这又使其商业资本实现了“良贾近市利数倍”[[x]]的增殖过程，实实在在地加固着这个商业家庭的立足之本。与此同步，它也向封建营垒的顶层伸探出有力的触角。先是“家中小女”“被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亲家陈宅合成贴儿”，与杨提督攀上了“四门亲家”(第三回)。接着，“一介乡民”的西门庆因送太师蔡京一份重礼，即被封赠为“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始得列衔“居五品大夫之职”(第三十回)。相同伎俩再次使用时，西门庆竟至成为蔡京的千儿子，且“还要升迭官爵，不惟拜作干子”(第五十五回；，果然，不久蔡京又为他冒功“转正”，使之荣任执掌一省刑狱的理刑官(第七十回)。惟时，西门庆还倚仗财势，与政权机构的要员如蔡御史、安主事、宋巡按等热结为相互借重的盟友，使地方官吏不得不仰承他的鼻息，市民庶众们更是趋赴如流。西门氏家族社会就在这样一派富贵气象中自立起来。
钱财一但具有上入封建统治集团、下统三教九流的多维机能，把握这一特殊机能的西门庆及其商业家庭便已登上广阔的史剧舞台，成为自我历史的表现者而非历史运动的旁观者。因此，这原仅作为社会肌体一细胞的商业家庭，便歧离了附庸之本位，而演绎为拥有诸多附庸和盟友的家族社会。这虽是《金瓶梅》所叙述的一个简单现实，但很值得注意。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门氏家族社会与封建母体的关系却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就作品的表层而谈，由于该社会的首领又曾以封建官僚的身份去经商，其商业活动又多有巧取豪夺的恶行，一些研究者便理所当然地为西门庆挂上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招牌。这无异于说西门氏家族社会仍深具封建之特质，它在封建母体内并未占据相对独立的位置。这种认识确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至于西门庆是先富商而后为官僚，还是先官僚而后为富商，因前文已详可不再赘述；具有深意的是这一家族社会从出世到紧紧楔入封建母体，已打破或严重侵扰了母体机理的原有平衡。证明这一点，也就证明了它之于封建母体的异物性质，证明了它的相对独立的存在。“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xi]]。不无神圣的传统结构因异物的衍生而相对出自身历史的可笑性——《金瓶梅》中的西门氏家族社会与封建母体的关系，似乎也幽含着这种辩证意味:1这帝皇果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第七十一回)
把尧舜禹汤的神圣之体与孟商王、陈后主的颓唐之用合为一个当朝帝皇，显然有西门氏的叙事观点在作怪。在这揶揄谐谑的深处，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朝欢暮乐”、“爱色贪杯”的西门庆的影子。他也难免要按自己的尺度来造型。同时，随意拿帝皇来充作自我解嘲或开脱的借物，也表露出西门者流对封建秩序的当然核心——神圣皇权的轻睨。这种态度建立于“我自存在”的意识基础上，并早已成为西门氏家族社会的普遍心态：1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大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第七回)娘子是甚怎说话！想朝廷不与庶民做亲哩？(第四十三回)
如果说没钱的“朝廷”屈尊与有钱的“庶民”做亲，尚属内部机制的自觉调整；那么，封建权势与商家财势的沉浮关系，则显示出西门氏家族社会对封建母体的不可抑制的作用力。如本已钦定“发问”的西门庆，因用“五百两银子只买一个名字”，就能使秉笔右相“令左右拾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的名字改作贾庆”(第十八回)，一举翻了钦案。御史曾孝序为捍卫本阶级的利益而毅然弹劾“官箴为之有玷”的西门庆，结果反被“除名，窜于岭表”(第四十九回)。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幅头脚倒置的秩序图：用来巩固本阶级统治的制度及律法，竟已成为打击本阶级忠贞之士的方便工具；而一再触犯封建律法并有玷封建纲纪的西门氏，却命中注定要“伤官伤尽复生财，财旺生官福转来”(第二十九回) 。很难设想，如此颠乱的社会秩序，只是出于统治阶级的内部腐朽而无外力的侵扰与催化。其实，独具一格的西门氏家族社会已对封建权势的机能提出了挑战：1你说你是衙门里千户便怎的？无故只是个破纱帽、债壳子官县了！能禁的几条人命？(第四十三回)
封建官僚一旦被称作“债壳子”，其身份一旦成为西门氏家族社会的道德负担，封建权势就失去了它以往的全部成严。《金瓶梅》并不认为一字不识的乡民就绝无官运，更无意掩饰商家财势对封建权势的步步进逼。顺理成章的倒是西门氏家族社会不仅已自立于封建母体，而且正部分取代着母体原有的机能:它可以自如地处理如“解递来旺儿、逼死宋惠莲”的“家案”(第二十六回) ；也能为在案缉拿的人犯如谋财杀主的苗青、触怒太尉的李桂姐等开脱罪责(第四十七、五十一回) ；它甚至会保举如都监、守备之类的官员升转为统制、副参等职(七十七回)，其能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挂着“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之招牌的家庭，而是一个超越个人能量的经济和政治的实体、一个相对于封建母体的家族社会。由于其枢机——西门商家的暴发、巩固及扩展，机能所至，及逐层聚结起内亲、会友、帮佣、官吏等依附者及衣食相关的市民庶众，左右攀联着达官显贵、皇亲内臣等朋盟友邻，一个无须血缘纽带的庞杂而松散族系便已构成。无论后事如何，它首先是《金瓶梅》所提供出的一个新的文学景观和历史景观。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一个交混着新意识与旧理念、新景观与旧规范的社会模式。由于客体虚象与主体迷误的相生、相融及发展，又终于导致了同一部《金瓶梅》中的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解体。从文艺学的观点看，西门氏家族社会实际是《金瓶梅》的创作主体接近晚明社会客体的媒介物，它具体反映着社会直接现实、社会心理环境及作家介入方式的差异和矛盾。不理解这一点，也就无从评判西门氏家族社会所呈现出的“漫画式社会积极性”。诚然，作为一部真诚的书，《金瓶梅》确有它的直接现实性。按照“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xii]]或“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市井贩鬻……”[[xiii]]的晚明史录，也可明辨出它的背景。但在西门氏家族社会里，这种直接现实性已被夸张为超验的主观奇想：“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背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奇想的结果，是使西门氏家族社会终于失去了它的历史规定性，因而也失去了自身。在晚明社会的直接现实里，的确蕴含着某种社会积极性。人们对财货的追求，客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并使封建自然经济受到严重侵蚀。但若作社会心理环境的考察，则可见这种追求又多脱离客观链条而呈迷狂状态：“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xiv]]用《金瓶梅》的话讲则是:至书中人唱时新小曲“银钱名[山坡羊]”时，竟一口气罗列出几十种钱名(第三十三回)，可谓迷狂到念念不忘的程度。应该特别指出，迷狂是新历史条件的效应，是根源于长期贫困的经济沉疴中的逆反心理，其深处却是层层积淀着的优虑。“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第七回)透露出人们面对脆弱而又未失凝聚力的封建经济现实，仍深具内层心理的忧虑感，只是这种忧虑已被普遍迷狂的虚象遮蔽住了。当社会直接现实与虚象同作为《金瓶梅》的主体观照对象、作为构制西门氏家族社会的可能性材料时，一个无从回避的问题产生了：在有条件的积极性和无节制的迷狂之间，实无严格区别的界线。俗文学的《金瓶梅》本能地选择后者为趣味中心，自然使它走向历史的偏颇和迷误，并过多沉溺于超验的奇想。当然，它最终付出的文学代价，也只能是重新审视“了无出路”的客体现实后，将笔端滞留于旧理念、旧规范上。至此，西门氏家族社会的败亡，已是同一部曾精心构造其模式的《金瓶梅》的必然结局。这不能不使我们回想起本文最初引用的一句话——
对西门氏家族社会的没落图景，《满文本<金瓶梅>序》曾作过这样的描摹:1西门庆心满意足，一时巧于钻营，然终不免贪欲丧命。西门庆临死之时，有喊叫的，有逃走的，有诈骗的，不啻灯吹火灭，众依附者亦皆如花落木枯而败亡。[[xv]]
以西门庆之“贪欲"为其“丧命”的根由,始于书中所言“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第一回)，并被后世学者认定“在这富贵逼人来的时候，西门庆因为纵欲大过，终于舍弃了一切而死去。”[[xvi]]这和以西门庆之死为其家族社会解体的根由一样，既有着某种生活逻辑的必然性。又有着浓重的道德说教意味和宿命论色彩。问题在于，《金瓶梅》并非一部处处顺乎生活逻辑的书，机警如打虎英雄武松者，尚且不能使贪欲的西门庆命丧刀下，可见其强劲的主体意志已足以创造自身的艺术逻辑，创造出西门氏家族社会的神奇崛起和颓然败亡。当然，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解体，和西门庆之死不是同一概念。作为个体的毁灭，西门庆之死与作者时常流露的道德忧虑是一致的；而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解体，则源自主客体间多层矛盾的共同作用，其复杂性远非个体毁灭的原因所能说明。如前文所讲，西门氏家族社会的特质是它有别于封建权势的商家财势。《金瓶梅》 恰是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这一社会的独具形神的生命。但由于主体迷误的产生及深化，上述创造的客观依据又难免演绎为面对虚象的主观奇想。从正面看，这促成了西门氏家族社会的神奇崛起；从反面看，却是加速着它的走向败亡。张竹坡在部《金瓶梅》中独见“冷热”二字，且言“前半冷，当在写最热处玩之即知”[[xvii]]，于崛起之热中去窥知败亡之冷，确不失为一种辩证的“读法”，我们不妨先看一段热闹文字：1且说蔡太师，那日满朝文武官员来庆贺的，各各请酒。自次日为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亲内相，第二日是尚书显要衙门官员；第三日是内外大小等职。只有西门庆，一来远客，二来送了许多礼物，蔡太师倒十分喜欢他，因此就是正日，独独请他一个。(第五十五回)
平心而论，西门氏凭靠咄咄逼人的财势而自立于封建母体并取得相当地位，本不足为怪。因为历史本身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进一步说，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即便是文学的)也为历史添写着新的内容。奇怪的只是，《金瓶梅》的创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为西门氏争得赫然官身和特殊身份——蔡太师的干儿子，还要使其显贵于皇亲内相、尚书显要衙门官员及内外大小等职之上……到这里，封建权势就不再是商家财势的对应物，而已转化为西门氏的意志目的。当然，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规律必将发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瓶梅》 的艺术世界里也含有惊人的哲学力量。但西门氏家族社会的转化过程竟会如此急促，却不全是客观规律使然。我们已经注意到，西门商家有着超常的暴发速度，这一运动状态与迷误中的观照主体的心态是同构的，否则，西门氏家族社会的和谐与错乱、崛起与败亡就得不到同一的解释，正因为这样，刚刚籍当权者的“贪滥蹹婪”而夤缘升职的西门庆才会振振有词地说道:1大小也(和夏提刑)间了几件公事。别的倒也罢了，只吃了他贪滥蹹婪的，有事不问清水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第三十四回)
靠钱财起是家、靠贿赂公行而发达的西门氏家族社会，其首领竟然发现这一切能不成“道理”！那么，还有什么道理能论证它自身的存在呢？除非我们认定该家族社会已陷入不可解的矛盾中——这一矛盾植根于它的创建过程并将使它走向败亡，除非我们认定该家族社会已迅速呈现了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似乎别无论证的可能。其实，这也是导演悲剧者的悲剧。《金瓶梅》 的主体迷误并不在于它感知到了某种社会积极性或历史可能性，正如它本无意把西门庆作为一个“彻底的反面人物”来批判，而最终又不得不使其沦为一个“彻底的反面人物”[[xviii]]一样，根本性的迷误在于它虚夸了西门氏家族社会的机能和力量，从而使之快步走向自身的反面。诚然，在晚明社会的直接现实中，相对于封建体制的社会积极力量——新兴商业阶层或许也不明晓自己的历史作用、或许也未能把自己的活动严格界定在历史进步的客观条件之内，故客体虚象也有其现实性。但是，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观照主体仍有着表达自由规律的艺术空间，仍可如论者要求的那样闪现出“诗的光耀”[[xix]]。
只因这种文学的可能性已被无节制的虚夸所取代，初现的社会积极性或“诗的光辉”除了渲泄于酒、色、财、气，也只能耗损于封建母体的种种惯有引力之中。这样，历史的讽刺就反转为自我讽刺的历史，“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xx]]”，西门氏家族社会的创造者也未能幸免。如进一步作深层结构的探究，则可见；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解体，又与其主体意识的内在矛盾不无关系。文学贵在超越，我们对《金瓶梅》的充分肯定，也是着眼于它对社会基本图式的超越性上，具体讲，就是从传统的“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 到新起的“以金钱财富为轴心的主从贵贱的利益关系”。可叹的是，这一新起图式的揭示并不出自全新的意识活动，所以，它未经定格或凝聚就被拉回到习惯的思维轨道上来。对超越后的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发展”，早在吴神仙为其首领西门庆观相时，就已说得明明白白。1一生盛旺，快乐安然，发福迁官，主生贵子，……一生多得妻财，不少纱帽戴。临死有二子送老。(第二十九回)
由“发福”、“多得妻财”而“迁官”且“不少纱帽戴”的人生流程，如前文所讲，不乏新的意识内容；但我们同时看到的，还有“主生贵子”及“二子送老”之类的典型传统意识。在这里一不仅是吴神仙的阿谀，更有后事为证——实质不同的新旧图式已重合为一体。这不能不归之于主体意识的内在矛盾。矛盾的最终解决，是以抛置新社会图式为代价而依照旧图式的规范去补建西门氏的血缘系统。尽管这是两个互为因果的动作，相同的意味却是使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趋向解体。由于血缘关系的介入和被强调，本无来历出身的西门氏家族社会的质的变化已成必然。大而言之，它已皈依向封建秩序的基本原则；具体到书中人的语言，则是“自从养了这种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第三十一回)。仅一个“官哥儿”的出世，就足使那个松散的新型家族社会的首领，不得不分身为一个相对凝固的传统家庭的主人。1争奈你偌大的家事，又居着前程，这一家大小太山也似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么了得！就是这些嫂子都设主儿。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第六十三回)
如何规避“一在三在，一亡三亡”的隐患？传统社会图式中也有现成的答案：使血缘之根延续。所以“有仁义”的李瓶儿在临终之时仍不忘对西门庆交代：1大娘等，你也少要亏了他的。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个根绊儿，庶不散了你家事。(第六十二回)
比照西门庆临终时所说:“妻， 你腹中是男是女，养下来看大成人，守我的家私”和应伯爵对“孝哥儿”出世的认识：“哥有了后代，这家当有了主儿了”(第七十九回) ，皆可见血缘纽带对西门商家的兴败存亡有着决定意义。不过，这一西门商家与作为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枢机的西门商家，已非同一概念。概念被“偷换”于新旧图式的逆向交替中。从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构造到解体，《金瓶梅》标示出如下几个层次的主体意识的流程：对传统社会图式的超越→ 对新兴社会图式的弃置；对封建秩序的叛道→ 对血缘根基的皈依；对新意识的愉悦表现→对旧理念的沉重因袭。应该看到，当《金瓶梅》的创作者还不能为笔下的世界设计出全新的天地时，也只能把自己的感受力和创造力纳入旧理念、旧规范的局限之中。有此矛盾的衍生及深化才有《金瓶梅》流动着的活生命，而矛盾的终结也必是一部《金瓶梅》的终结——虽说这一终结已被涂上极强的宿命色彩:
1只见孝哥儿还睡在床。老师将手中禅杖，向他头上只一点，教月娘众人看，忽然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项带沉枷，腰系铁索;复用禅杖只一点，依旧还是孝哥儿睡在床上。(第一百回)
仅一个托生而来的孝哥儿和一个“指望承家嗣”的可怜要求，也随普静法师“当下化阵清风不见了”。西门氏家族社会所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作者直欲使此清河县之西门氏冷到彻底并无一人”[[i]]的道德寓言；进一步。还有对它的悲剧性内容的全面思考。正如《金瓶梅》的属于一定历史并不取决于今人的意志一样，其主体意识的生成条件和伸展尺度亦无法自由选择。在封建传统遗风的缠绕和窒息下，面对新历史契机的观照主体已潜有诱发悲剧的因子。所以，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解体，从内层意义上讲，也是对新历史契机的探求精神的解体。同样，西门氏家族社会以及西门者流的不得善终，其内在根据当不是“不自改过自修，日肆恶无忌”[[ii]]，而是《金瓶梅》主体意识的流程最终把它们引向了残酷的绝望。当然，我们对此应有充分历史主义的理解，否则就谈不上充分客观的分析。问题或许只在于当主体意识的既定矛盾与观照迷误的介入共同作用于《金瓶梅》的艺术世界时，西门氏家族社会以及西门者流的从崛起到败亡，才被解释为个体道德的沦丧→道德力量的严惩。这样一个悲剧意义的呈现过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显然都不足为训。对《金瓶梅》中的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结构意义，诚可作多元的评判。本文就其经验原型和背景材料的意义所言无多，并非忽视它们于结构的重要性，而是为了更直接地进入作品的意识内层。与中晚明的外在世界相比，笔者更愿把《金瓶梅》归属于艺术创造者的内心世界；虽说这个世界难免和外在世界有部分重合，我们仍可从它的意义呈现过程中把握到西门氏家族社会的独特生命，这一生命为主客体间多重矛盾的运动所赋予，从而更接近艺术创造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意义呈现过程的不足为训，并不等于它呈现意义的努力不可取，何况这一努力将使中国古典小说的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
1986年8月·徐州
[1]]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2]]《小草窗文集》卷二十四，转录自《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四辑所载马泰来《谢肇淛的〈金瓶梅〉》一文。
[[3]]《幽梦影》。
[[4]]张竹坡:《竹坡闲话》。
[[5]]明·袁中道：《游居柿录》。
[[6]]张竹坡：《金瓶梅读法》。
[[7]]《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
[[8]]《陈尚宝遗文·友松胡翁墓志铭》。
[[9]]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政》。
[[10]]明·张翰：《松窗梦语》。
[[1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一四九）。
[[1]2]《明嘉靖实录》。
[[13]]《博平县志》卷四《人道》六《民风解》。
[[14]]崇祯七年刻《郓城县志》卷七《风俗》。
[[15]]据《满文译本〈金瓶梅〉》卷首，刘厚生译汉。
[[16]]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
[[17]]张竹坡：《金瓶梅读法》。
[[18]]宁宗一：《〈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南开学报》1984年第2期）。
[[19]]宁宗一：《〈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南开学报》1984年第2期）。
[[20]]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六卷第三〇二页）。
[[21]]张竹坡:《金瓶梅读法》。
[[22]]张竹坡:《金瓶梅读法》。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集》，1988，齐鲁书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金瓶梅》是一部与钱有关的书
（视频制作 李 明）
【已授权金学界公众号】
谢尔金指 点个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