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8年4月20日，英国保守党议员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在伯明翰保守党政治中心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他在演讲中猛烈批评大规模移民政策（当时，主要表现为英联邦国家向英国的移民）以及正在提议中的《种族关系法》。他本人将该演说称为“伯明翰演说”，演讲通篇没有提到“血河”二字，因为援引了罗马诗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一句话，“台伯河上泛着鲜血的泡沫”，便被主流媒体称为“血河”演说（Rivers of Blood）。演讲在英国政坛引发轩然大波，为此，保守党主席爱德华·希思将伊诺克从影子内阁中除名，不过，伊诺克在英国民间声望很高（以至于有了一个口号，“Enoch was right”），并且被认为是1970年保守党在大选中意外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事后看来，伊诺克对大规模移民现象的批评，为后来的英国独立党如奈杰尔·法拉奇等人所继承。这篇富有争议性的演讲，在“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仍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仅供朋友们参考

• 本文由 王一骏 译，万吉庆 校，个别语句得到了徐衍老师的指正，在此深表感谢

• 译文全文约6000字，本文为摘录版，约4500字

• 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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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最重要的职责，莫过于预防那些可预防的邪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必然会遭遇根植于人性深处的阻碍。

其中一大困难就在于，按照常理，这类邪恶不是那么显眼，只有当它发生时，人们才会注意到。同理，较之于眼下的麻烦，少有人会关心这类邪恶，因为当下的事情总是更无可争辩并且更有紧迫性：于是，政治活动始终面临着这种诱惑，即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未来。

总之，人们倾向于把预测问题误认为是在制造麻烦，甚至认为是在招惹麻烦。人们喜欢这样想：“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无论如何，对政治家来说，讨论那些影响深远、但通过当下努力可以规避的邪恶，就成了最不受欢迎的行为，但这恰恰又是政治家最需要具备的能力。那些有意逃避责任的人，理应得到后人的诅咒，这倒是相当常见的。

一两周之前，我和一位选民有过一次对话。他是一位相当普通的中年工人，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

在寒暄了几句天气后，他突然说：“如果我有钱离开这里，我决不会留在这个国家。”我稍微提了一些反对意见，大意是：现任的工党政府总会垮台的；但他没有理会我，继续说：“我有三个孩子，他们都读过文法学校，其中两个已经结婚成家。除非看到他们全部定居海外，否则，我死也不瞑目。再过上15或20年，黑人将会迫使白人交出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讲到这，我似乎已经听到众口一词的咒骂。我竟敢将如此可怕的事情挑明？我竟敢挑起争端，重述谈话内容并挑拨对立情绪？

答案是：我没有权利不这样做！他是一个普通的、体面的英国同胞，他在我们自己的城镇，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着代表他的议员说，他的这个国家不再适合自己的后代居住了。

我甚至无权对他耸肩，或是岔开话题。他想说的正是成千上万人正在思考或谈论的事情——不仅仅是大不列颠的人民，而且也是对于那些已经经历过彻底变革的地区——这种事情在英语国家千年的历史中是不曾有过的。

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15或20年后，这个国家中就将有350万英联邦移民及其后代。这不是我捏造的数字。这是登记总处的发言人亲自递交给议会的官方数据。

对于2000年时的情况，官方还没有给出相关数字，但移民人口的数量肯定会在500万至700万之间，也就是约英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或是等同于大伦敦地区的人口数量。当然，它肯定不会平均地分布于从马尔盖特到阿伯里斯特威斯，或是从彭赞斯到阿伯丁的广大地区内。在英国境内，某些城镇或是城镇的某些区域将会被聚居的移民及其后代占据。

面对这种前景，一个国家自然应该理性地发问：“如何才能减少移民的规模？”假设这个问题无法完全避免，我们总能控制住它的规模吧，我们应该记住人数才是问题的核心：一个国家引入外来人口的后果和严重性，取决于这些新人口的比例是1%还是10%。

这个简单而又理性的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叫停，或者说基本叫停进一步的移民流入，并且推动移民人口最大限度地外流。这两个答案正是保守党官方政策的一部分。

人们可能无法相信，就在此时此刻，平均每周就有20到30名来自海外的移民儿童抵达伍尔弗汉普顿（译注：伯明翰周边的一个市镇，也是演讲者本人选区的所在地），这意味着在十几到二十几年后，将有15到20个移民家庭。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我们肯定是疯了，真的疯掉了，作为一个国家，每年竟然允许大约5万名受抚养人入境，而这些人将会是未来移民人口增长的重要基础。这就像是看着一个国家忙着为毁灭自己的柴堆收集燃料一样可笑。

我们不要指望这些受抚养者的流入速度会自动减慢。恰恰相反，即使在当下需要有担保人签字并且每年控制5千人额度的情况下，每年还会有无限制的并且多达25000名投靠亲属的受抚养人入境，这里还没有算上通过欺诈方式入境的人数。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采取措施立刻将移民定居者的数量压缩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上，否则其他任何办法都将是徒劳无用的，相关的立法与行政措施必须毫不迟疑地推进下去。

我想说的问题是“二次移民”（re-emigration）。如果所有的移民计划在明天就能叫停，那么移民及其后裔人口比例的增加速度将会大大降低，但是国家在未来所面临的危急仍然无法解除，据预测这些人口在未来总会继续增长。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在过去十多年中业已流入的移民人数，这些人构成了现今移民人口的大部分。

因此，现在施政的迫切内容就是保守党政策的第二个要点：鼓励二次移民。

没有人能够估算出在慷慨的补偿下，将会有多少移民选择返回其原籍国或是前往需要这些人力资源及其技能并欢迎他们的国家。

没有人知道，因为还没有任何国家尝试过这种政策。我只能说，即使是现在，我自己选区的移民也会不时地来找我，问我是否能帮助他们找到回国的办法。如果能果断地采取和执行这项政策并且让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可行的，那么由此导致的移民人口外流将会改变当下的预测数字。

保守党政策的第三个要点是，这个国家中的公民在法律面前应该是人人平等的，而且当局不应区别对待或是歧视任何人。正如希思先生说的那样，我们不会划分“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及其后代应被提升为特权或特殊阶层，也不意味着（政府）要否定公民在处理私人事务时，区别对待其他公民的的权利，更不意味着当他们行为合法时，仅仅因为他们自身的一些原因或动机就承受不公正的待遇。

有人总是疾呼，要求用立法来进行“反歧视”，对现实的误解莫此为甚，不论这些人是否跟某些社论记者有着同样的秉性——他们曾在1930年代时年复一年地试图误导整个国家，使我们对当时正在崛起的危险视而不见——也不论他们是否就像宫殿里的大主教，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不参与讨论，听之任之。不管怎样，他们这次都是大错特错了。

歧视与剥夺、惊恐和怨恨之情，并非存在于移民群体当中，而是存在于那些移民已经涌入并且一直在涌入的人群中（译注：即英国本土居民）。

这就是为什么此时在议会中推动这种立法，就像是朝火药堆里扔火柴一样危险。对提议或支持这件事的人，我们所能说出的最客气的话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拿英联邦移民与美国黑人做对比，实在是荒谬绝伦。美国的黑人人口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存在，他们最初只是奴隶，后来才被赋予各项公民权利，而且为了行使这些权利，他们还在逐步地争取，至今尚未完全落实（译注：演讲发表时间是1968年）。而英联邦移民进入英国后，本就是享有完整权利的公民，他们也知道英国并没有区别对待公民，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享有各种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和享受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免费治疗的权利。

移民群体经历的种种问题，不是法律、公共政策或行政当局造成的，而是源于个人的境况和意外事件，后者导致而且总会导致一个人的命运和经历不同于他人。

尽管对移民来说，加入这个国家等于获得了他们孜孜以求的特权和机遇，但是，这对我国现有人口造成的影响却大不相同。出于一些他们（译注：现有人口）不理解的原因，以及当局执行的一些从未咨询其建议的决定，他们发现自己在自己的国家成了陌路人。

他们发现自己的妻子在分娩时无法获得医院的床位，自己的子女无法获得入学名额，自己的家园和街区变得面目全非，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遭受打击；在工作中，他们发现雇主不以要求本国工人的纪律和能力标准去要求移民工人；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听到越来越多的声音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成了多余的人。他们现在得知，议会正在立法（为移民）确立一种单向的特权；该法律无法也无意保护他们或是为他们受到的不公提供补偿，却使得这些陌生人、不满分子和煽动家有权去嘲弄本国人的个人行为。

在我上次（两三个月前）谈到这个问题后，收到了成百上千封来信，其中我发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新现象，但这是个不祥之兆。每位议员都熟悉的那种典型的匿名记者的风格；但令我惊讶和震惊的是，这些来信有相当的比例出自普通的、明事理的体面人，这些书信显示他们思维开阔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隐去自己的住址，因为向一位国会议员坦白自己同意我所表达的那些观点，是一种危险行为，如果有人得知他们的想法，也许本人就会遭到处罚或是报复。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普通的英国人越来越感受到那种作为被迫害的少数派的感觉，这些地区所受到的影响，在没有直接体会的人那里，是很难想象的。

那些故意或以其他方式无视现实的人面临的另一种危险错觉，可以用“融合”一词来概括。融入一个群体意味着他和其他成员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

在任何时候，如果存在明显的物理差异，尤其是肤色的差异，融合将是非常困难的，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也并非不可能。在过去15年左右来此定居的英联邦移民，有成千上万的人主动希望融入这个社会，他们的所有想法和行动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

但是，想当然地以为，这种想法会成为不断增长的、大多数移民以及后裔的主流思想，那就是一种可笑的错觉，而且是一种危险的错觉。

我们正处于变革的边缘。迄今为止，在环境和背景的合力下，融合的想法对大部分移民人口根本无效——他们从未领会或是注意过这种事情，而且当他们人多势众并且集中居住时，通常来讲少数派受到压力而主动改变并融合的理论在此无法成立了。

现在，我们看到积极反对融合的力量正在滋长，保持并加强种族和宗教差异这方面的既得利益势力也在增强，他们想要的是统治权，首先是统治他们的移民同胞，然后再控制其余的人。一片巴掌大的云彩也许会很快发展成遮天蔽日的乌云，最近在伍尔弗汉普顿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迹象。

对这些危险和分裂性的因素，种族关系法案提出的立法请求将成为它们进一步滋长的温床。这种手段表明，移民群体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团结自己的同胞，刺激并挑战其他公民同胞，并且动用无知之辈赋予他们的法律武器威吓并控制其余的人。我举目而望，心中充满了不祥之兆。就像罗马人一样，我似乎看见了“台伯河上泛着鲜血的泡沫”。

我们惊恐地注视着大西洋彼岸悲惨和棘手的社会现象，但那里发生的事情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各州的存在这些事实相互交织而成。然而，这种现象却因为我们自身的决定与疏忽而向英国袭来。实际上，这几乎已经到来。从统计数字上看，我国的人口比例数字早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就会达到美国的水平。

现在，只有通过坚决和紧急的行动才能扭转这种趋势。我不知道公众是否会要求并迫使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我所知道的只是，看破却不说破，就是最大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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