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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得到的全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

新少数派 2021-03-1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牛皮明明 Author 诗人牛皮明明


时间终究是个常数,每个人在时间里,都像是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无期徒刑。深情的人也过于可怜,因为过于深情了,时间又往往薄情。



01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23岁的马佩璋独留上海。一天她收到消息,称其在前线作战的丈夫南京阵亡。
 
马佩璋不知消息真假,带上两个外甥,几把手枪,立马赶往前线寻找。上海到南京一路,处处是逃兵、土匪。只要遇到乱兵围车,马佩璋掏枪便打。
 
700多里行程,她和乱兵交战21次。抵达南京龙潭时,头上流弹乱飞,翻越战壕,冲过封锁线,等她奔到丈夫白崇禧面前时,时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的丈夫大吃一惊:
 
你来干嘛!
 
马佩璋说:别人说你死了,我来找你。
 
后来,这个上得了厅堂、下得了战场的女人,为白崇禧生了七子三女,刚好十个孩子。十个孩子,相当于人的十根手指,有粗有细,有高有低,十指连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崇禧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参与指挥台儿庄大捷,率部又在广西昆仑关重创日军,被称 “战神”。也就是这一年,马佩璋在老家桂林的一个小宾馆里,为白崇禧生下第八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白先勇。
 
多年以后,满嘴跑火车的高晓松,在脱口秀里聊起桂系军阀,说:白崇禧的一生最伟大的地方,是创造了他的儿子白先勇。
 

幼年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02


 

1944年3月13日,白先勇的祖母九十大寿,白家官邸连摆三天宴席,桂林城五万军民齐聚贺寿,蒋介石特使何应钦、桂系将领李宗仁、美国将军史迪威纷纷登门祝寿。

 

白先勇这年7岁,患有肺病的祖母疼孙子,把自己的鸡汤分出半碗给他。可不曾想,人生逆旅全部源于巧合,就是祖母这半碗鸡汤,让白先勇长期咳嗽。胸片显示,白先勇肺叶上有一个洞,诊断结果为肺结核。

 

40年代,肺结核尚属不治之症。极易传染,谈之色变。

 

亲戚、家里的佣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白先勇被迫隔绝在高楼上,他再也没办法像别人一样去上学、玩耍、交朋友。唯一被允许的爱好,就是打开收音机听《红楼梦》说书,和拿着望远镜远眺窗外。当感到寂寞,他只能独自爬上高楼的房顶,用眼睛和世界勾连。

 

窄窄的望远镜这边,是自身如同囚禁的童年命运,宽阔的望远镜那边,是一个完全迥异,并充满苦难的世界。

 

嘉陵江发大水时,他通过望远镜看到房屋人畜被淹没,竹筏上的男女老少被大浪掀翻。他不停捶床,恨自己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覆灭。

 

1945年,抗战结束后,白先勇一家回到上海,但上海的繁华与他无关。他又一个人被送到郊外养病,如同囚禁。他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敏感,医生看他可怜,送了一只白狮子狗给他当玩伴。他又从路上捡来一只黑狮子狗,替它把一身的虱子捉干净,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它,养出一身黑亮的卷毛。

 

整整三年,白先勇从没有过真正的访客,只有最疼他的三姐,偷偷探望过他两次。白家一共10个孩子,就像一双手的10只手指。三姐是白家第6只手指,白先勇是第8只,由于天性相投,这两只手指挨得最近。小时候他们家有个花园,里面养了鸡。三姐一听到母鸡下蛋,就拉着白先勇飞奔到鸡棚,把鸡蛋掏出来磕一个小孔,递给他说:

 

老五,快吃。

 

白先勇也疼这个圆头圆脸、一派天真的三姐,把那只黑狮子狗送给了她。三姐把这只狗当心肝宝贝,给它取名叫它米达。

 

白先勇全家福



03

 
 
白先勇的肺结核,几乎病掉了大半个童年,万幸的最终病愈。
 
1949年,国民党溃败。蒋介石于12月10日下午飞离成都,至此兵败山倒。随后,李宗仁远走美国,白崇禧移居台湾,和他一起的,还有国民党绝大部分党政要员、高级将领。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5个人走过来,4个就是国民党军官。
 
到台之后,白崇禧没想到的是,昔日名将无不被边缘化。薛岳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顾祝同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全都是没有实权的虚职。孙立人被剥夺一切职务,遭遇软禁。曾称霸山西的阎锡山离开政坛,搬到荒山造窑洞,种果树、农作物,当起一个农民。即便号称“小诸葛”的自己,也只是落了个伊斯兰教的会长混日子。
 
失去兵权的白崇禧,唯一的威严是在台湾南部的小学,站在木箱上向小学生训话。严肃的神情,就像当年北伐时,号令千军万马。
 
1952年,白先勇赴台湾与父母团聚。一家人住在台北市松江路,放眼望去,都是一排排的木屋,看起来像临时盖的宿舍。每次台风过境,屋顶就漏雨不止。白家人多,将两栋房子打通,在附近圈上篱笆,养鸡种菜,起名“退思园”。
 
大门对面的杂货店2楼,住着3个情治人员,每天对白崇禧进行24小时监控。白崇禧只要出门,就会有一辆吉普车尾随跟踪,如同幽灵,直到白崇禧去世,幽灵才自行消失。

 

当时的台湾,在白先勇眼里好丑,什么都破破的,旧旧的,又热,但是却那么有生命力,所有的草都长得那么高。就像《牯岭街》里小四和小明约会的田野,荒凉而弥漫着浓烈的槐花香气,少年们聚会的西门町电影院,压抑而充满南腔北调的热闹。
 
1954年的夏天,白先勇17岁,身处青春期,身体拔节生长。连同一起生长的,还有对性的意识。在台北建国中学的暑假补习班外,他碰到一个叫王国祥的男孩。那天恰巧两个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底,跌跌撞撞,碰在一起,从此结识相交。
 
王国祥和白先勇一样,青春阳光,干净秀气。两人去照相,笑容漂亮得如出一辙,只是白先勇更柔和,王国祥更清俏。后来白先勇在《寂寞的十七岁》里写道:
 
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

 白先勇(左)和王国祥合照


 

04

 
 
1955年,白先勇最喜欢的三姐,在美国待了三年多后飞回台湾。白先勇和家人一起去接机,那天寒风凛冽,三姐从飞机走出来时,他大吃一惊。三姐整个人都变了形,身体暴涨了一倍,变得庞大臃肿起来。她的皮肤也变得粗糙蜡黄,一双眼睛目光呆滞,而且无缘无故发笑。
 
白先勇才知道,三姐在美国的几年,长久孤独压抑,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
 
三姐的意识虽然混乱,常常胡言乱语。却还记得白先勇小时候,送给她的那只小黑狮子狗“米达”,一说起来眼神就满是兴奋。有一天白先勇深夜回家,看见三姐一个人在厨房里煮糖水鸡蛋,见白先勇走过来,她随手盛了两只蛋到碗里,递给白先勇,说:
 
老五,这碗给你。
 
她的语气,和儿时偷鸡蛋给白先勇吃时,一模一样。即便因为病痛折磨,可三姐对自己的疼爱却毫无减少,宛如本能。
 
十个孩子中,三姐与白先勇最为要好。为了三姐的病,白先勇大量阅读精神病、心理治疗的书籍。但越读越糊涂,所有学术体系都各执一词,不知该相信哪一方,油然而生的无力感似乎灌到在了他的生命里,他不无感慨地说道:
 
人心唯危,千变万化,人类上了太空,征服了月球,然而自身那块方寸之地却仍旧不得其门而入。
 
直到1958年,三姐的病情才稍稍稳定。
 
同年,白先勇与王国祥,一起考入台大二年级。翌年,白先勇在学校开始创办杂志《现代文学》。当时有个画家朋友,拿来一篇小说《惑》推荐给他。他一看,写的是人鬼恋的题材,文笔奇特,就刊登在了杂志上。这篇小说的作者,就是后来的三毛。她就是由于这篇小说的发表,从此踏上了写作之路。
 
《现代文学》成立一周年时,白先勇在松江路127号举办纪念晚宴。16岁的三毛前来参加,穿着一身苹果绿的连衣裙,剪着一个赫本头,在人群中,显得羞怯生涩,好像是一个惊惶失措,需要人保护的迷途女孩。
 
50年代末,白先勇整个家族度过了几年闲散日子。父亲白崇禧常坐在藤椅上静思,如果清晨没有起雾和落雨的话,总是穿戴整齐,沿小路上山,对草木挥手微笑。到了黄昏时刻,举起望远镜朝太平山一带扫视良久,然后找人下一盘围棋。
 
母亲马佩璋除每年一次宋美龄的宴请外,其他应酬都委婉推辞,在家种盆栽。养得最多的,是素心兰和仙人掌。只是岁月不饶人,她养育十个儿女,一生操劳,到了晚年身体状况不佳,常常就医。
 
1960的夏天,一个清晨,白先勇独自赶到台北中心诊所,血液科医生出来告诉他:你的朋友王国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这种病的治愈率极低,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会自己复元。
 

母亲马佩璋与父亲白崇禧合影

 

05

 
 
1962年,马佩璋小病终于累成大病,患严重高血压症,卧床大半年。那年冬天,白先勇去医院探病,母亲若有所思地对他说道:老五,昨天晚上我梦见外公了。
 
白先勇深知,母亲自幼性格刚烈。小时候家人要她缠足,她不同意,去踢祖母的房门,闹得全家人依她为止。还没成年,脖子就挂一串钥匙掌家,还去参加学生游行,奶娘拿她没辙,怕她中暑,提着水壶追在后头。她一生不肯认输,这回卧病在床,仍与死神交战,却节节退败。
 
12月4日,医生对马佩璋的病已经束手无策,只能决定开刀,开肾脏。这天清晨,白崇禧领着众子女,在客厅中一起下跪祈祷,乞求平安。但最终手术中大出血,全盘失败,马佩璋当场去世在手术台。噩耗从手术房传出来时,白先勇一时惊惶失措,这是他一生中所受最重的一次打击,一下子竟回不过神来。
 
后来他说:我母亲是个生命力很强的人,看她奋斗一辈子,最后还是失败了,败在死亡的手里。从这以后,我对人生就不再那么肯定,常常有一种无常感。
 
母亲下葬那天,白先勇在笔记本默默写道,“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白先勇按照习俗走了四十天的坟,到第四十一天,提着行李,赴美留学。
 
1963年1月,白崇禧在松山机场为儿子送行。那天,白先勇怕自己当父亲面哭出来,特意戴了一副墨镜,而父亲白崇禧则戴着厚厚的毛线帽。 
 
父亲执意送他到飞机舷梯下,最后,他没哭,而父亲哭了。当了多年将军的父亲,在风中显得非常羸弱,已与街头遇到的老头没任何区别。
 
到美国后,因为挂念父亲,白先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父亲寄瑞士巧克力。
 
1966年冬天,巧克力还没到,三哥从纽约打来电话:
 
老五,父亲去世了。
 
白先勇当时人在美国加州,整夜未眠,一个人在黑暗的客厅中坐到了天亮。
 
白先勇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06


 
60年代至80年代,是白先生一生最安定的20年,他在大学任教,开始给美国学生讲述《红楼梦》,晚上抽出时间创作小说《台北人》。
 
爱人王国祥在美国攻读理论物理。两人住在圣巴巴拉的一栋别墅,因为三面环山,林木幽深,这栋别墅就躲在弯弯曲曲的山坡后面,白先勇取名“隐谷”,意为隐藏起来的家。
 
那年白先勇先生拿到终身教职,王国祥先生从加大伯克利毕业后,到宾州州大去做博士后研究。他天性善良,待人厚道,不懂虚伪,白先勇笑话他说谎舌头会打结。
 
两人常在花园莳花弄草,也会修篱烹茶。白先勇喜欢茶花,他说茶花高贵,白茶雅洁,粉茶花俏生生。王先生同意,两个人便在院子种满茶树。王先生是浙江人,会做螃蟹,爱喝杏子酒,王先生蒸蟹,全凭手感,时间不多不少,一个夏天两人便会饕掉数打石头蟹。
 

 白先勇(右)和王国祥在美国


原来的隐谷里,有一个秋千,王先生决定种上三棵意大利柏树。数十年间,三棵柏树亭亭如盖,傲视群伦,成为花园地标。
 
每年的三四月份,“隐谷”的花便会全部绽放,树上缀满了白天鹅,粉茶花更是娇艳光鲜,春意盎然。
 
这是白先生一生最幸福的20多年,过了一些平静人生,也写出了传世作品《台北人》,然而平静之中,却是一片杀机四伏。

 

1982年7月,白先勇在台北看望三姐,无意间看到三姐眼睛眼白发黄。送三姐到中住院治疗。他以为三姐染上的是普通的B型肝炎,但医生告诉他,这是一种罕有病例。
 
到了10月,当白先勇回到美国,台北来的电话全是坏消息。三姐病情恶化,全天二十四小时打点滴,肿起来的双手,血管连针都轧不进去。23天以后,噩耗准时传来,三姐病逝。
 
三姐最后在昏迷时,如回光返照,撑住一口气突然不停的叫起妈妈,叫声凄惨:
 
路太远——好冷——
 
只是五个字,令人无不断肠。
 
白家10个孩子,10根手指,三姐是这6只手指,白先勇是第8根手指,6指先断,8指便孤零零的,无依无靠。白先生常深夜痛哭:
 
我们家,再也不能“十全十美”了。
 
到了1989年,更是杀机重重。
 
有一天,后院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那一株,叶尖露出焦黄。几天之后,便枯焦而亡。两侧柏树青苍无恙,中间却是槁木一柱。
 
郁结自此而来。
 
夏天,王国祥咳嗽不止,验血出来,血红素比常人少了一半,一公升只有六克多,“再生不良性贫血”再次复发。
 
白先勇放下手中所有事,四处求医问药。独自去上海、去石家庄、去北京、去杭州,求助于中医、西医、偏方、气功,走投无路的白先生说:
 
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
 
三年之后的1992年,王国祥55岁生日那天,已经虚弱到连上台阶的力气都没有了。
 
而白先勇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王国祥55岁生日这天,白先勇在家里煮了两碗阳春面,陪着王国祥过完最后一个生日。
 
周日傍晚,白先勇开车离开。他不敢看王国祥,透过车上的反光镜,他看到王国祥站在大门旁挥手告别。两年时间,一个好端端的人,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单薄如纸了。
 
白先勇开着车慢慢走,突然一脚刹车,将车径直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失声大哭。
 

 

07


 
夏天,在病床旁,白先勇看着王国祥显示器上的心脏波线。波线越跳越平缓,二十分钟后,变成了一道直线。
 
一切起于17岁那年的夏天,一切又终结于一个夏天。
 
少年开始便彼此守望相助,一起走过38年。患难与共,全力以赴,最后却一败涂地。纵使相信人定胜天,却常常逆数而行,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当他回到隐谷,望见枯掉的意大利柏树,缺口当中,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他形容这如同天裂。
 
树犹如此,人也如此。
 
王国祥去世的头一年,因为悲痛,什么事都不能做,他像一个病人,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常会痛哭,脑中记忆库里的过去记录,突然崩裂掉。他与外界不再联系,即便亲友也是了无音讯。
 
王国祥去世之后,人若有情,树有感应,一年之中, “隐谷”园中花木黯然失色,茶花枯病,只剩奄奄一息,整个园中,也无端成了废园一座。
 
白先勇把王国祥的骨灰护送返台,花了一两年时间,才救活株株枯木。
 
草木跟人一样,受了伤须得长期调养,树木终究比人幸运,树木尚可医治,而人却无法医治。
 
后来,白先勇把这段人生统统熔进了一篇《树犹如此》中,11403字,如泣如诉地把一生讲完了,从此决口不提自己爱人,只为照顾爱人尊严。
 
只是有一次李碧华去参加香港聚会,那天,张国荣在场,有人突然提起《树犹如此》。张国荣不吃不喝,立马找来去读,读罢,他蹲在墙角,幽咽不止。在场的人,都能看到他的肩膀如同触电一般,不停颤抖。
 
时间终究是个常数,每个人在时间里,都像是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无期徒刑。深情的人也过于可怜,因为过于深情了,时间又往往薄情。
 
想想,白先生也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呀!


部分参考文献:
[1] 白先勇《八千里路云和月》
[2]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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