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法嘉谈｜抗疫，我们需要一点意义感

⬆️ 寻求内心的意义感 ⬆️

输

作为一名法律人来说，“总法律顾问”意味着时光与经验的沉淀，意味着资历同智慧的兼具！

他们就像是大海中的灯塔，天空中的明星，指引着法律人努力的方向。

其实——他们还实力与文采并存，有一颗笔耕不辍的心！

“总法嘉谈”专栏由此而生。

我们将收集总法律顾问们的笔墨佳作，感受他们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专业素养和人生智慧。

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读法律、看人生、观世界。

武汉的朋友发来了问候，我说我在上海被封闭十几天了，但这在武汉人民面前都不是事儿。但挂了电话再想想，同为封城，两座城市人民的心理状态完全不一样。当时被封城77天的武汉人民，千难万难，但是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刚从潘多拉魔盒逃出来的恶魔，他们的坚持和努力可以把这个恶魔收回去。他们在守护一座城，也在巩固抗疫的成果。无论多么疲惫焦躁，看到一天天下降的确诊数，心中充满希望。他们足不出户地坚守，也被赋予了英雄般的意义。

而相比之下，这次上海全域静态管理，我们缺少了意义感。我们每天一早坐等上海发布，看看高企的确诊数，看看自己的小区有没有榜上有名，仅此而已。被封控在小区活动的想想被禁足在家的，被禁足在家的想想被集中隔离到方舱的，聊以自慰又人人自危，担心不知何时朋友圈的那些经历会落在自己的头上。想着即使清零了，上海作为窗口城市“复发”的可能性很高，不知这一拨拨的何时是个头。

网上各种真假消息满天飞，上海人失去了昔日拎得清的淡定，心情焦躁，愤怒，但又感到无力。扪心自问，上海人民并不知道在坚持什么，在反对什么，努力有什么意义。

生命本无意义。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过，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上海人民被禁足在家，努力抢菜，没大病别去医院添乱，而那些大白们，志愿者们，专家们，主政者没日没夜的驰援、加班、遭受各种生理和心理压力，这是为了什么？为了那到目前还没出现过的重症和死亡？还是为了逃避对未知情况的恐惧？

东方医院的护士周盛妮突发哮喘，被自家医院拒诊，最终错过最佳救治时机，不幸死亡。她的死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与同为白衣天使的“吹哨人”——武汉李文亮医生的牺牲相比，她的死似乎并无意义。

人作为群体，也是需要编织一个共同的意义才能被团结和凝聚的。为什么武力几倍于乌克兰的俄罗斯迟迟拿不下乌克兰，甚至在基辅周围开始撤退？看到一条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质问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士兵的视频，佩服乌克兰平民的勇气。因为清晰地知道他们在保家卫国，俄罗斯士兵除了对天开枪，眼里反倒满是恐惧——他也不知道这仗为何而打。

上海这次出丑了，给全国添麻烦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缉拿”上海人。在这次上海全域静态管理之前，上海一直是以防疫标兵自居，我们不搞一刀切，精准防控。即使后来开始搞一刀刀切、网格化，群里的大V们还是很自信，觉得上海可以趟出一条不同的防疫道路，哪怕付出一点代价，哪怕顶着骂名，也是有意义的。

可是，前脚还说，上海太重要不能停摆，后脚就临时决定静态管理。上海这几天，市民还是非常守规矩地居家，接受一次次的核酸。但都在想，这次清零了，是不是过段时间会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这和西西弗斯把大石头推上山再滚下来再推上去有什么分别？我们不害怕曾经的尝试没有结果，害怕的是，我们每一次的努力就像射向天空的子弹，并没有目标。

从防疫初期一直到现在，就存在着两种防疫措施的争论。一种主张全体免疫，也有叫躺平论的，另外一种主张全面管控，对病毒进行清零，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封城。我并不是哪一种主张的支持者，我不是专业人士，我没有详实的统计数据，不能擅作判断。我主张的是我们需要公开地讨论，科学地决策。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拿出来讨论，需要专家分析给老百姓看，躺平的代价是什么，动态清零的代价是什么，怎么权衡。

21年10月31日，我在本公号上发了一篇《是时候讨论开放国门了》。在发了那篇公号以后，但也有后台的人说我是个躺平派，质问我生命重要还是开放重要等。我真的不是躺平派，我那篇文章的文眼是讨论。通过以科学为基础的、求真务实的讨论，达成大多数的共识后，我们就又有了抗疫的共同目标和意义。

我认为，当下以下的问题值得被专家基于科学一一讨论，并将真实的数据和结论告诉公众：

问题一：奥密克戎到底是不是大号流感，新增死亡率是多少？

如果说疫情之初，我们对于新冠的重症率、致死率心里没底，但是经过两年半下来，特别是这一波对香港、吉林、深圳和上海的冲击，我们自己也积累了大量数据。以吉林为例，截止4月2日，确诊12,534例（均不包括无症状），死亡3例。上海累计确诊6,714例，累计死亡7例（但这波奥密克戎还没有造成一例死亡），所以，就毒性来看，死亡在确诊人群中的比例约为万分之2.5-3的样子，算上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将更低。

另外，香港的数字要难看很多，截至3月24日，第五波疫情累计已有108.9万人确诊，占香港740万人口的14.7%；同期共有6,364名患者不治，占确诊者0.59%。内地的数据和香港的数据差了20倍，这样的巨大的差异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决策非常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定量分析这差异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香港的疫苗接种率更低，还是我们的统计口径不一样或者是其他什么因素？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说，一些国家奥密克戎流行造成的死亡总数高于德尔塔流行同期。吴专家应该把这项研究公之于众并接受同行评议，到底是哪些国家的死亡总数高于德尔塔流行同期，并给分析有多少是因为传播速度加快引起的，多少因为国外放开政策引起的，又有多少是因为毒株本身的毒性引起的？

问题二：疫苗效果如何？

疫苗是有效果的，这点已经毋庸置疑。疫苗研发出来已经两年，在国外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我们的疫苗也被打了15亿针以上。香港、上海、吉林的数据样本量也足够多了。完全可以做一个分析，不同的疫苗的效果如何？有多少人打了以后，可以免疫？多少会变成无症状？对于减少重症率和病死率的效果如何？加强针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可以让专家拿出数字来说话。

问题三：如果选择走清零以外的另一条道路，我们要做好怎样的准备？

上海的风向在这几天发生急剧变化，大家看到了清零政策的代价。病症数猛增之下，方舱能力不够，医护人员短缺。另一方面，疫情带来的诸多经济上的负面影响也必将逐步显现。

这就逼着我们思考，是不是可以接受无症状和轻症不要集中隔离，在没有完全清零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复工复产。

首先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让专家来告诉大家，这个病毒的危害性到底多大，制定科学的应对方案，并让大众逐步接受。

其次是做好医疗资源的准备，按照现有的数据，如果疫情无法控制，我们医疗资源承受的极限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最合理地运用宝贵的资源，为重症病人提供保障的同时不耽误其他疾病的治疗。

再是老百姓身体上的。根据有数字支撑的研究，是不是需要鼓励更多的人，特别是老人接种疫苗？是不是需要继续提高第三针的接种率？

需要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特效药的效果，中医的效果，后遗症，放开国门恢复国际通航的利弊等。上海的这场手忙脚乱的抗疫行动，如果能就营造一个让专家上场讨论、以科学为准绳、让数字说话的氛围，那么就是坏事变好事，上海人民付出的代价将变得非常有意义。

其实一直零星地有这样的讨论，典型的代表是张文宏从2020年开始就提出与病毒共存，后又主张精准防控，瓷器店里抓老鼠，以最小的代价防疫。在这波疫情之前，他被封为上海的保护神。可是，这波上海疫情又起，很多人批评他是“元凶”。但好在我看见上海大多数人对张医生的声援。要决定一刀切是容易的，个人风险最小的，做权衡是难的，是会犯错的。上海在这些专业人士的带领下，曾选择走一条难走的路。

还有那位疾控中心的朱女士。昨天，一位上海男性市民和她的对话传遍网络。她直面了这个城市在防疫过程中的问题，有信息不一致、各自为战、方舱医院的条件、资源枯竭等种种问题。打电话的人告诉他正在录音让她说话稍微注意点想要保护她，可朱女士还是说你把我的录音放出去好了。她也向上面提了N次了，但是都没有回音。体制内的专业人士能向公众发出这样真实的声音，让人肃然起敬。

我的朋友圈里，有市里人大、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在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真实情况，提出良好建议。有建议让无症状感染和轻症者居家隔离而不是去方舱的；有提示幼儿隔离收治风险的；有关注阳转阴人员转运问题的。而且，上海也是一座有常识的城市，从善如流。就我观察到的，比如说前两天小区里核酸检测人员太密集，第二天就看到划好的2米线按门洞检测；有群众反映封闭前几天徐汇滨江人头攒动，第二天就拉起了警戒线……

上海正因为有这样的专家在，有有常识的老百姓在，让我们的坚守变得有意义。或许清零目前就是我们这个众多人口国家的唯一选择，以便我们做好的充分准备；或许我们要把疫苗接种水平提高到某种程度才可以逐步放开；或许现在就放开才是明智之举。我并不知道，但现在需要的是专家务实地讨论，并让公众参与和了解。

我们都需要一个网，挂上我们努力的意义。上海防疫的努力，或许是一种实验，或许是为了达成某种新的共识。这样的话，我们的付出对于这座城、这个国家是有意义的，就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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