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
英国著名历史学者、记者、作家
魏玛时期唯一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反犹成见的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23）。该研究所的理论家以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尔、赫伯特·马库塞、埃里希·弗罗姆和弗朗茨·诺伊曼为首，宣扬一种文化重于现实政治的人本主义思想。不过在当时，德国人几乎从未听说过法兰克福学派。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它最著名的成员，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他发现自己的思想很难用可发表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除了几篇文章和随笔、博士论文、一本格言书和几封关于德国文化兴起的有注释的信件之外，生前发表作品相对较少。1955年，他毕生的作品才被阿多尔诺整理完成并出版。本雅明是德国现代思想家里面最具有犹太性的一位，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正如他的好朋友，历史学家格肖姆·肖勒姆指出，他的思想围绕着两个基本的犹太概念：启示——通过神圣文字启示的真理——和救赎。本雅明一直在寻找一种弥赛亚的力量。1914年之前，这种力量是青年：他是古斯塔夫·维内肯开创的以犹太人为主的激进青年运动的领袖。可是，1914年维内肯转变并表现出爱国精神之后，本雅明对他进行了抨击，战后他转而将文学当作弥赛亚。某些杰出的文字，他认为，比如《托拉》，一定要仔细阅读，用注释的方式探索道德救赎的关键。他把喀巴拉的一条核心原则应用于文学：文字是神圣的，这和《托拉》的文字与上帝存在有形的联系是一样的。由于神和人类的语言之间有此联系，因此人类被赋予了完成创造过程的责任，方式主要是通过文字（称名）和系统性地阐述想法。他创造了短语“语言的创造性全能”，并且表明探索文字不仅仅是发现它们的表面意思，还要找出它们的内在含义和结构。因此，本雅明属于非理性和诺斯替犹太传统，就像弗洛伊德，探测存在于外表底下深入、神秘和诠释人生的意义。被他最早用于文学随后用于历史的这种方法，后来成了通用的技巧，比如，被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用于人类学，被诺姆·乔姆斯基用于语言学。诺斯替主义是最有害的非理性主义形式，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而且本雅明试验性发展出来这种诺斯替主义的特殊变种扩展到了结构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成为知识界的一股主要力量。《犹太人四千年》
[英] 保罗·约翰逊 著
管燕红 邹云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1年6月
本雅明认为，在历史的连续性上“炸开”（他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承载现在的过去”很重要，用实现启蒙和社会民主的目标取代革命很重要：又名弥赛亚事件的革命活动发生时，时间停止，进入静止期。本雅明在自己的《历史哲学论纲》中主张，政治不仅是控制现在，从而控制未来真实发生的激烈斗争，还是控制历史记录的智力斗争。他用一句引人注目的话坚称“要是（法西斯）敌人获胜，即使死者也会失去安全”。大多数的知识形式是相对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产物，必须经过重铸才能确保成为无产阶级或不属于任何阶级的真理。这些深刻见解具有才华和破坏性，讽刺的是，尽管本雅明将它们看作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但它们实际上却是犹太人非理性主义的产物——他的故事是具有强烈精神信仰却不再信仰上帝的人如何发现用独创性的替代品代替宗教教条的古老故事。此外，就本雅明的情况来说，他对宗教的拒绝并不彻底。他的作品充斥着对时间和命运甚至罪恶和恶魔的奇思怪想。没有宗教的框架，他就失去了方向，自己也觉得怅然若失。希特勒崛起后，他逃到了巴黎。在巴黎的双叟咖啡馆，他画了一份被他称为他自己的人生图解，一座绝望的迷宫；如他的性格一般，他又丢失了迷宫。1939年底，他想要进入西班牙，但被困在了法国——西班牙边界。他最要好的一位朋友已经自杀，自杀的还有图霍夫斯基和其他很多犹太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本雅明似乎已经将自杀看成通过死亡救赎的一种方式，看成基督——弥赛亚。不管怎样，他自杀了，被安葬在波特博眺望大海的公墓中。不过没有人出席他当时的葬礼，而且当汉娜·阿伦特在1940年晚些时候来此寻找他的坟墓时，它已不知所终，此后也一直无法得到确认——一种最终的、无意识的异化和混淆的姿态，一种象征性的暗示，即新时代的犹太知识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在那个时代跟其他人一样凄凉绝望、漂泊无定。不过虽然本雅明从长远看来是魏玛文化革新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但在当时的德国，几乎没几个人听说过他。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当时谴责犹太人掌控魏玛文化完全是阴谋论吗？也不尽然。犹太人经营着重要的报纸和出版公司。虽然德国出版业的大部分和柏林、慕尼黑、汉堡及其他重要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确实都在非犹太人的手中，但类似《柏林日报》《福斯报》和《法兰克福汇报》这样的犹太自由主义报纸却拥有最杰出的评论家和最广泛的文化影响力。犹太出版公司，如库尔特·沃尔夫、卡里埃和S.菲舍尔都是最有声望的出版公司。戏剧、音乐、艺术和图书评论家中有很大比例的犹太人；而且犹太人经营着重要的美术馆及其他文化交易中心。他们看起来大权在握、引领潮流和名声在外。他们的影响力实际上被人与激起人们嫉妒、懊丧和愤怒的左翼知识分子势力混为一谈。谴责犹太人的文化独裁是希特勒发动运动实现真正独裁的一件重要武器。同样，没有大萧条，纳粹绝不可能掌权；大萧条对德国的打击比其他国家都要沉重，除了美国之外。这次危机的低谷于1932年夏季出现在这两个国家，而直到1933年它们才现出复苏的曙光。在这两个国家，选民都把惊人的高失业率归咎于政治当权派：美国的共和党、德国的魏玛共和国。1932年11月，这两个国家在间隔不到两天的时间内都举行了投票，实际上各自的结果都是更换政府。这里面有一种盲目、残酷的运气成分。11月6日，德国选民将33.1%的选票投给了纳粹（距离此前7月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两天后，F.D.罗斯福在美国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在这次选举中，犹太人在投票时一改一向支持共和党（和社会主义者）的传统，将85%～90%的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同样是渴求改变的愤怒情绪，在美国，把权力交予一个很快就被希特勒认定支持犹太人的人物手中，在德国则导致了选举僵局，1933年1月30日，僵局被打破，希特勒成为总理。一个反犹政权攫取了德国的权力，虽然当时还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发生的，不过一旦希特勒巩固了他个人和党派的独裁统治——从1933年2月至3月，只用了8周时间——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系统性攻击在所难免。特别是犹太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知道他会对他们下手，所以大多火速地离开了这个国家。严格来说，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政策只不过是让德国回到了传统的国家反犹主义。1920年，该党的政策规定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包括担任公职和投票的权利；犹太人将变成“客人”，1914年之后进入德国的犹太人将会被驱逐；另外还有没收犹太人财产的含糊威胁。可是在他自己的很多演讲和《我的奋斗》之中，希特勒威胁和承诺要对犹太人使用暴力。1922年，在与约瑟夫·黑尔少校的私人谈话中，他更进了一步。如果他赢得权力，他说，“消灭犹太人将是我的首要任务……一旦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斗争真正被激发起来，他们的抵抗势必会迅速瓦解。他们无法保护自己，没人会站出来保护他们”。他对黑尔少校解释自己的理念，所有的革命，比如他自己的革命，都需要有一个敌意的焦点来发泄“广大群众的仇恨情绪”。他选择了犹太人，不仅是出于个人信念，也是出于理性的政治算计：“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不仅必将受到普遍的欢迎，而且还必将取得胜利。”与黑尔的这番交谈尤其能说明问题，因为它表明了希特勒反犹动机的双重性——既有情感上的厌恶，又有冷静的论证。他与黑尔讨论的不只是他的理论阐述，还有他的愤怒情绪：我要竖起绞刑架，比如在慕尼黑的马利亚广场，数量越多越好，只要交通状况允许。然后把犹太人一个接一个绞死，还要让他们吊在那儿，直到发臭……只要放下来一个，下一个就得补上他的位置，而且一直要持续到慕尼黑的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其他的城市也要如法炮制，直到德国除掉最后一个犹太人。希特勒的双重性表现为用来针对犹太人的两种暴力形式：大屠杀中随性、高度情绪化、不受控制的暴力，以及通过法律和警察力量显示出的冷静、系统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国家暴力。随着希特勒逐步接近权力和越发娴熟地利用夺权所需的策略，他把情绪化的因素推至幕后，开始强调合法化。人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抱怨之一就是街头法纪缺失的政治状态。希特勒对很多德国人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就是承诺结束这种状态。但是在掌权之前，希特勒就早已调动各种手段，显露出他反犹特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党派的街头暴徒，尤其是褐衫党（冲锋队），到1932年底，他们的人数超过50万人，他们习惯性地在街上暴打犹太人，有时甚至杀害他们。另一方面是精锐的党卫军，他们管理警察力量和集中营，操纵复杂的国家暴力机器对付犹太人。希特勒当政的12年始终贯穿着这种双重性。一直到最后，犹太人既是个人突发性的鲁莽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也是大工业基础上系统性国家暴行的受害者。在前6年的和平时期，二者之间还经常出现摇摆。一旦战争的黑暗和寂静压来，后者便以巨大的规模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确，希特勒是个经常逢事必有反应的即兴表演家和天才谋略家，而且他的迫害范围之广，形式之多，以至于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势头，但还是始终存在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总体策略和控制能力，这恰恰是出自他自己而非其他任何人的头脑，也恰恰体现了他的反犹本性。大屠杀是有计划的，是希特勒制订的计划。那是整个这段恐怖过程唯一合理的推论。希特勒刚开始掌权的时候，他的反犹太政策受到两种因素的约束。他需要迅速重建德国经济。那意味着要避免随即没收富裕犹太群体和驱逐他们导致的混乱。他希望尽快重整军备。那意味着要避免出现大规模暴行的场面，好让国际舆论打消顾虑。因此，希特勒采取了14世纪和15世纪西班牙用来对付犹太人的办法。推动和鼓励个体暴力行为，然后以此为借口提出针对犹太人的正式、合法的措施。希特勒在他的双重目标上都有代理人。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是他煽动民心的维森特·费雷尔。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是他冷酷无情的托尔克马达。在戈培尔的演讲和媒体的推动下，希特勒掌权后不久，褐衫党和党员们对犹太人的袭击及对犹太人生意的抵制和恐吓便开始了。希特勒放出风说他不赞成这些所谓的“个人行动”。但他对这些行为不加处罚，并放任这些行为在1935年夏季达到高潮。接着，在一次重要演讲中，他利用它们来证明9月15日提出的纽伦堡法案的合理性。这些法案通过剥夺犹太人的基本权利并开启将他们与其他人口隔离的进程，有效地执行了纳粹1920年的最初计划。它是中世纪制度最恶劣的一次借尸还魂。但是这个丑恶却似曾相识的行为，让大多数犹太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受到了蒙蔽，相信纽伦堡体系会让犹太人在纳粹德国得到某种即使卑微低下却合法、稳定的法律地位。他们忽视了希特勒在同一次演讲中附带的警告，那就是如果为“分散的世俗解决方案”所做的这些安排失败，那么可能有必要通过一项法律，“将这个问题交给国家社会党来最终解决”。实际上，实施这一备选方案的工具已经在准备了。就在希特勒掌权7个星期后，希姆莱已经在达豪启动了他的第一座集中营，而且希特勒从那时起就把用来镇压的警察机构的控制权收拢到自己手中，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绝无仅有。在纽伦堡法案的基石上，限制犹太人活动的法规作为上层建筑不断加盖并逐步建造起来。到了1938年秋季，犹太人的经济权利已经被摧毁。德国经济再次具备了雄厚实力，德国如今已经重新武装起来。超过20万名犹太人逃离德国，但德奥合并后又纳入了同样数量的奥地利犹太人。于是“犹太人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希特勒准备进行下一步行动：将这个问题国际化。尽管犹太人在德国的力量已经被摧毁，但犹太人在国外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向他开战的力量，成为在他的演讲中重要性日益提升的主题。1938年11月9日，一个犹太人，赫舍尔·格林斯潘，在巴黎刺杀了一位纳粹外交官，此时的新局面戏剧性地投其所好，为希特勒利用他的双重手段和他的两位代理人推进下一步行动提供了借口。当天夜里，戈培尔在慕尼黑纳粹领导会议上表示，反犹报复骚乱已经开始。依照他的建议，希特勒此前已经决定，如果骚乱事态扩大，也不必阻止。这被理解为党要组织骚乱。随后就是“水晶之夜”。党员们砸毁并洗劫犹太人的商店。冲锋队派出小队，烧毁了所有的犹太会堂。党卫军晚上11点零5分得到消息。希姆莱记录：“命令是宣传部下达的，我怀疑权欲熏心——我早就注意到了——又脑袋空空的戈培尔趁着国外的政治局势非常严峻的时候发动了这次行动……我就此事询问元首的时候，我觉得他对这些事件一无所知。”不到两小时，他下令出动自己的所有警察和党卫军部队，阻止大规模抢劫，并把两万名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毫无疑问，对重大事件始终发布口头命令的希特勒给戈培尔和希姆莱下达的命令相互矛盾，那是他一贯的做法。但是这一事件既有计划又有混乱之处。按照希特勒的打算，要利用这个事件对犹太人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们得为这次骚乱承担责任，而且被处以10亿马克（大约4亿美元）的罚款。但是大部分损失得由保险公司承担。由此产生了很多法律后果。犹太人向法院提出的损失赔偿主张被司法部的一条特别法令撤销。指控26名党员杀害犹太人的案件也被撤销。其余4名强奸犹太女性的人不得不被开除，因为“理想主义”和“自私自利”的犯罪行为有所区别。在希特勒看来，最气恼的是，大屠杀是不受欢迎的，不仅在国外，最主要的是在德国也不受欢迎。因此他改变了策略。虽然戈培尔还在继续他的反犹宣传，但从此之后他不再被委任为反犹暴行中的执行角色。那项权力现在几乎完全交给了希姆莱。跟以往一样，“愤怒”被用作新一轮针对犹太人采取法律手段的借口。但是这一次，整个过程被搞得非常官僚化。每一步行动都是经验丰富的官员，而不是党派理论家，在事前经过深思熟虑设想出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化和体制化的。正如研究大屠杀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劳尔·希尔贝格所表明的，正是这种政策的官僚化，它才有可能达到庞大的规模，将大屠杀转变为种族灭绝行为。政策的官僚化还确保了德国政府几乎每个部门，还有大多数平民曾在某个时候卷入反对犹太人的活动。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战争成了全民行动。为了贯彻这项政策，首先必须确定犹太人的身份，然后剥夺他们的财产，最后再把他们集中起来。身份认定要求医学专业人士和教会同时参与。纳粹发现，通过种族实际上很难界定一名犹太人。他们不得不求助宗教标准。他们1933年4月11日的基本法令——当时是为将犹太人赶出行政部门而制定——对“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的界定是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中有一人信奉犹太教。但此举导致意见出现分歧。1935年，该党首席医务官瓦格纳博士、德国医学工作者协会秘书布洛梅博士和种族政治办公室头目格罗辛博士之间举行了一场医学会议，决定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是德国人，一半血统的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因为（布洛梅说）“在一半血统的犹太人中间，犹太基因显然占主导地位”。但是，行政部门不愿接受这项定义。他们以宗教或婚姻关系来界定半犹太人。行政部门的人自行其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制定了详细的法规，包括1935年11月14日的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前海关官员伯恩哈德·勒泽纳博士在内政部草拟了大约27条种族法令，可以用来精细地区分征税货物。申请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得出示雅利安血统的确切证明。一名党卫军军官需要出示可追溯至1750年的血统证明，即使政府部门的低级文员也需要7份证明文件。唯一拥有1875—1876年以前出生记录的教会就这样被牵扯了进来。家族调查员作为一种新职业应运而生。拥有部分犹太人血统的人群中第三种人——混血儿——被区分出来，他们又被分为第一和第二等级。随着混血儿被界定，重新分类或“解放”的需要大大增加，而且与沙皇俄国一样，这种制度很快就引发出各种裙带关系和腐败。希特勒总理府的一名官员很讨希特勒喜欢，他是第二等级的混血儿，1938年的圣诞夜，他收到了元首送给他的私人圣诞礼物——“解放书”，当时他和家人们正围坐在圣诞树旁边。此外，剥夺犹太人财产或者所谓的雅利安化将很大一部分商业团体卷进了这个体制。从1935年8月开始，包括希姆莱和施特赖歇尔在内并以全部国家资源为后盾的抵制委员会向犹太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售出全部资产并降低售价，以便吸引德国人迅速前去收购。银行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每个阶段都能获利，而且结果经常是将业务据为己有。德国商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腐化并参与了最终解决方案，它不只是一个从邪恶法律中牟利的问题。希特勒的双重手段被用于每个阶段。让犹太人失去财产的不仅是法律还有暴行。奥地利信贷银行的一名高层人员被冲锋队带走并从一辆行进的车上被扔了下来，另一位则在冲锋队搜查他的房屋时被踢死，之后，法本公司和德意志银行吞并了这家银行及其附属企业。路易·罗斯柴尔德男爵被警察逮捕并被扣为人质，直到其家族同意以最低价格交出他们的资产。后来，德累斯顿银行给希姆莱的参谋长写信，感谢警方帮助压低价格。将犹太人集中起来并与其他人群隔离，再让他们接受完全不同的管理体制，这个过程也有德国人的全民参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难以操作的过程，它要求数以万计的官僚要有几乎不亚于最后的屠杀过程本身的冷酷无情。而且，所有德国人对此都心知肚明。有的反犹条例并未发表公布，但犹太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了有区别的恶劣对待是有目共睹的。“水晶之夜”过后，关于性和婚姻的法律越来越严厉并得到了野蛮执行。犹太人被发现与雅利安人“亲近”必然会被送进集中营。这个雅利安人可能也会被送到那儿，接受3个月的“再教育”。与此同时，1938年11月，犹太人被赶出了所有的学校，火车、等候室和餐馆都实施隔离制度。犹太人被移送到被隔离住宅区的进程也开始了。这些行动有的是依照复杂的法规做出的，有的则毫无法律依据。自始至终，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就扑朔迷离地结合了合法和非法、体制和纯粹暴力。比如，从1938年12月开始，希姆莱为了降低犹太人的流动性，推动集中进程，便擅用职权，直截了当地吊销了所有犹太人的驾照。犹太人被剥夺了财产，便大量涌入大城市。犹太人的救济机构同样贫困潦倒，无力应对。于是，按照1939年3月的一条法规，没有工作的犹太人要被送去强制劳动。因此，在1939年9月战争打响之前，许多最终的恐怖已有先兆，而且实施这些恐怖的体制已经初具雏形。尽管如此，战争还是在两个重要方面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改变了希特勒对迫害犹太人进行道德合理化的侧重点。这种道德合理化，虽然可能粗略简陋，但却是大屠杀的重要环节，因为它被戈培尔公开使用，以此确保德国民众的默许和冷淡，被希姆莱用来激发操作这台镇压机器本身的那些人员的热情。在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有观点认为，既然犹太人已经世世代代地致力于欺骗德国民众，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财产就不享有道德权利，剥夺他们财产的措施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补偿行为，让他们的财富物归原主——还给帝国。随着战争的爆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希特勒一直坚称，如果战争到来，那肯定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那些犹太人干的好事；因此，当战争真的到来时，他就把随后出现的所有牺牲全部归咎到犹太人身上。这种观点的结论暗示，犹太人对他们的生命也不享有道德权利。的确，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战争将促成“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从中我们得出了战争的第二个后果。1933—1939年的执政经验让希特勒改进了自己普及反犹主义的观点。虽然抽象地将仇恨对准某个焦点很有用处，但他已经认识到针对全体犹太人的公开、普遍和身体暴力对于德国民众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至少是在和平时期。但是，战争造成了一种独有的紧迫感，而且它还能为许多活动罩上面纱。实施种族灭绝正需要这样的环境。因此非但不是犹太人发动了战争，而是希特勒为了消灭犹太人而主观促成了战争。他要消灭的不只是德国犹太人，还有所有欧洲犹太人，因此为他一直以来的主张提供一个国际性的最终解决方案也成了一个国际问题。战争不仅是必需的，它要为实施这场行动提供必需的借口和幌子，而且它还得包括针对波兰和俄国的战争，这样希特勒就能够把手伸到欧洲犹太人的主要来源地。
本文选编自《犹太人四千年》，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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