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教授，曾任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比较政治领域中被人广泛引用的案例选择方面的权威
为了构建一套有关特定行为者的理论，研究者首先必须对行为者的目标有一定了解。在不同种类的威权政权中，领导人的目标一般会有所不同。在这一部分，我会讨论他们不同的利益并展示支持我的论断的证据。如果某个独裁政权的领导人是在斗争——政权内部人员间激烈且常常是你死我活的那种斗争——中一路厮杀到权力顶峰的，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他有着强烈且持久的决心继续执政。然而，对于军人政权的大多数官员，我们不能做出类似的假定。有一些领导人，尤其是那些在军事接管初期的混乱状态下设法取得最高权力的人，无疑会与其他任何领导人一样强烈地希望能继续执政，但许多军官却不这样想。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会描述每一类政权中主要的支持性机构或非正式集团的成员利益，从军人政权开始。《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中的理论构建和研究设计》
[美] 芭芭拉·格迪斯 著
陈子恪 刘骥 等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3年9月
通过研究很多不同社会的军官的态度与偏好，学者们发现，不同国家的军官其社会经济背景、种族背景和教育背景都存在差异。他们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同情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对于他们可能支持的社会利益集团或政策，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然而，根据学界的共识，大多数职业军人最为重视军队本身的生存和效能。这种团体利益意味着：军人会关心如何维持军队的等级制度、纪律与凝聚力;军队在任命和升迁问题上不受文官政府干预;军队的预算足以吸引到高质量的新兵和购买尖端武器。军官们也重视其国家的领土完整性和内部秩序，但这些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以团结、纪律和充足的补给为前提。这样的偏好可能是军官在军校中社会化的结果，也可能是军官理性计算的结果——计算军事机构的运作状况对其自身职业前途的影响。对于这项研究的目的来说，这些偏好的来源并不重要。在某些国家，参军已经成为个人致富的一种标准途径(例如，像在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刚果这些国家的某些时期)，我们可以假定，在这些国家大多数军官的偏好中，利欲动机所占的位置很靠前。这种动机在某些军官的偏好中会占据首位，而如果这种动机在另一些军官的偏好中占据的是第二或第三位，那么这仅仅是因为对于这些军官而言，有利可图的机会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军队能否作为一个有效的组织生存下来。然而，如果利欲动机已经使军官丧失了对共同生存和效率的关心，那么军队的职业化水平就会下降，军官团也就不太可能成功地与雄心勃勃的政治领导人相抗衡。如果团体利益在军官的利益结构中占主导地位，那么大部分军官只有在认为文官政府会阻止他们实现其主要目标时才会同意参与政变阴谋。实际上，许多军官只有在认为军事机构本身受到威胁时才会参与政变阴谋。这些偏好符合阿尔弗雷德·斯杰潘(AlfredStepan1971)及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Nordlinger1977)的观点，即军队作为一个机构所面临的威胁对于军官决定参与政变阴谋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偏好与以下这一观点也是一致的：在高级军官达成共识之前，在全职业化的军队中通常不会发生政变，因为对于军队这一机构来说，最坏的可能结果就是爆发一场各派互相残杀的内战。因此，对很多军官而言，在决定是否要参加一场政变阴谋时，最重要的考量就是评估其他军官有多少会参与政变。诺德林格、斯杰潘和其他人所描述的内容类似于典型的性别战博弈。这一博弈背后的洞见来自以下这种情形：一对夫妇中的一方更喜欢去看电影，而另一方则更喜欢去听交响乐，但他们两个都更喜欢一起做事而不是单独做事。一起去参加任何一个项目都是一个潜在的均衡，但占优策略并不存在，因为对于每一个局中人而言，最佳结果总是取决于另一个局中人的选择。在决定是要夺取政权还是返回军营时，军官们所遵循的逻辑与性别战博弈的逻辑是一样的。有些军官总想干预政治，而除了那些最极端的情况以外，其他军官所秉持的守法主义价值观会阻止军队干预政治。大部分军官的态度则介于上述两种态度之间，但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最关心军队的生存和效能，因此他们希望军队能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来夺取或放弃权力。图2.1描述了这一系列偏好所构成的博弈。
在图中，每个单元格内的两个数字代表两派各自的收益，第一个数字代表多数派的收益，第二个数字代表少数派的收益。在我所描述的博弈中，多数派更倾向于让一支团结的军队留在军营里。两派都留在军营里的收益如右下角单元格所示。一支团结的军队干预成功的收益如图2.1左上角单元格所示。与留在军营里相比，少数派的境况会变得更好，而多数派的境况则会变得稍微差一些，因为多数派本来不愿去干预。少数派倾向于进行干预，但是，如果它发动了一场没有多数派支持的失败政变，那么比起不快地待在军营中，它的境况会糟糕得多(这一结果的收益如左下角单元格所示)。如果政变企图没有成功，其参与者可能会面临降级、解职、军事法庭审判等处罚，或是以叛国罪被处死，因而他们得到的收益是负的。反对政变的多数派也会因政变企图而受损，因为武装力量会被削弱，政府也可能会做出回应——加强监督、整顿军队、干预晋升和任职——设法确保军队将来保持更高的忠诚度，所有这些举措都会减少军队的自主权。最后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尽管这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尽管少数派反对，政变还是成功了(收益如右上角单元格所示)。在这种情况下，仍忠于被推翻的文官政府的少数派可能会付出与失败的叛变者一样的代价：降级、解职、流放、监禁与死亡。胜利者会获得权力，但由于军事机构被削弱了，所以他们保住权力的可能性会降低。未来发生叛变的可能性会增大，因为叛变会得到那些政变后被降级或解职的军官的支持。一旦军队中的各派拿起武器互相攻击，军队就得用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恢复团结和信任。这是一个协调博弈：无论军队是掌握权力(左上角单元格)还是丧失权力(右下角单元格)，两个派系都无法单方面提高其地位。为了确保实现其偏好的选项，每个派系都必须得到其他派系的合作。当军队丧失权力时，即使多数派认识到它应该干预，它也没法在没有少数派合作的情况下改变均衡。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协调问题：一种是谈判，直至双方达成共识;另一种是一方采取可靠的先发行动，这会使第二行动者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加入第一行动者的行列，要么接受做出不同选择的收益。有些谋划夺权的军事决策会进行长达数月之久的详细谈判，直到敲定权力分享规则，迫使最后一批顽固守法的军人让步或退役为止。这种通过谈判实现的干预曾在1964年的巴西和1973年的智利、1976年的阿根廷发生过。然而，由于长时间谈判被发现的可能性相当大，大多数军事干预都采用先发行动策略，即由一小群叛变者占领总统府、机场、电视台、广播电台、首都的军事设施(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关键建筑物)。然后叛变者会宣布自己已经掌权，并期待其余的武装力量与自己合作。其余的武装力量一般会这样做，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为了让先发行动策略起作用，先发行动必须是可靠的，这就意味着必须要让其他军官相信，夺取政权这一事实是不可逆转的。1981年西班牙的那场未遂政变就是先发行动策略失败的一个范例。政变策划者占领了马德里足够数量的设施，他们有理由相信，本国其他地区驻军的指挥官会支持他们的行动。然而，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立即开始给驻军指挥官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反对干预，如果他们参加干预的话就会犯下叛国罪。他还上电视召集公民反对此次政变。一旦国王采取了如此强硬的立场，先发行动就失去了可靠性，大多数军队都会拒绝支持政变。何塞普·科洛梅尔报告说，一个政变阴谋者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到：“下一次，要剪断国王的电话线。”科洛梅尔提出，如果国王未能通过电视和电话争取支持，先发行动策略可能会起作用，因为军官团中的许多人都赞同叛变者的目标。当军队控制着政府时，逻辑是一样的。大部分军官会支持某一派重返军营的可靠行动。如果领头的军官们围绕如何应对经济困难或他们中下一步由谁来接任总统这些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军队就会出现激烈的派系分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派可能更愿意重返军营，从而避免发生损害军方的冲突。观察者们发现，在采取走向民主的先发行动时，军官团内部存在分裂，这是因为对军队内部分化的担心使得一些派系更愿意重返军营。不过，强硬派与温和派都可能会利用先发行动策略。军人总统可以采取相当可靠的先发行动返回军营，大多数军官都会遵从。强硬派也可能会冒险采取先发行动策略，推翻更为温和的军人总统。同样地，如果此举是可靠的，那么军官团中的大多数人也都会遵从。对于政变后最终成为军人集团最高领导人的军官来说，在成功夺权后博弈可能会发生变化，皮诺切特以及其他国家中与其相像的人所面临的境况就是如此——他们都设法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但其他军官一般会认为自己的处境类似于性别战博弈，即使在政治化程度和派系分化程度最高的军队中也是如此。在军队中大多数人都不支持先发行动者的情况下，不同派系所发动的一次次政变不太可能成功，如1970年以前的叙利亚和1972年以前的贝宁[当时称达荷美(Dahomey)]发生的政变，不论政变的目的是夺权还是将权力交还给文官政府。上述分析表明，研究者的理论工具箱里有一些简单的模型是非常有用的。很多学者已经用语言描述过军方对他们之间团结的关切，但是，通过使用博弈模型来展现这一情形下的逻辑，我们可以用一种非常清晰和鲜明的方式来显示这一关切的结果。与单纯用语言比较不同，通过比较这一博弈模型与下文中将要提出的那些模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观察不同种类的政权中干部利益的差别所带来的影响。当然，这些模型不是分析的终点。在研究者描述过后，模型还需要得到经验验证。政党干部们的偏好要比军官们的偏好简单得多。与民主政治家一样，政党干部只是想保住职位。有些干部重视职位是因为他们想控制政策，有些则纯粹只是为了享受影响力与权力，还有一些是为了追求职位带来的非法物质利益。一党制政权派系间的博弈如图2.2所示。这个博弈模型背后的洞见是，要想实现期望的目标，需要每个人的合作。在这个博弈中，除了合作以继续掌权，没有人有做其他任何事的动机。在这个博弈中，对每个人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多数派和对立派系都保住职位(收益如左上角单元格所示)。最坏的结果是双方都丧失权力(收益如右下角单元格所示)。右上角单元格显示的是以下情况发生时的收益：政党已经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但少数派作为新政府的反对派仍然占据着议会中的一些席位或掌握其他一些职位。少数派作为反对派时的收益比其政党执政时的收益要少，因为反对派发挥影响力或中饱私囊的机会更少。在左下角单元格中，少数派没能担任职务，但其政党的主导派系仍然在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可以继续得到一些好处，因为其政策偏好得到了贯彻，而且党派联系可能会带来各种机会，但被排斥的少数派成员得不到职位所带来的特定的特权。多数派的情况也更为糟糕，因为少数派在受到排斥时会设法推翻多数派。对于多数派来说，打压少数派既有风险又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与其他政权一样，在一党制政权中，围绕着政策分歧和对领导职位的竞争会形成派系，但如果所有各派都保持团结且执政，那么每一派的境遇都会更好。这就是为什么成熟一党制政权的特征是合作而非排斥。没有哪个派系在单独统治时境况会更好，没有哪个派系会自愿放弃权力，除非外部事件改变了相互合作的成本与收益(从而也改变了博弈本身)。与军人政权和一党制政权不同，个人独裁统治者那些亲密盟友的政治命运与独裁者自身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世袭执政联盟的内部成员不太可能去推动改革……他们会因物质利诱而被吸收到现政府中并由政府供养起来，他们缺乏独立的政治基础，彻底向腐败妥协，他们依赖于现任统治者的继续执政而生存”。个人独裁政权在独裁者死亡或下台后存活不了多久，或许这是因为独裁者很勤勉地消灭掉了那些表现出高超能力和勃勃野心的追随者，而其目的就是努力保护自己不受潜在对手的伤害。在个人独裁政权中，一名领导人统治着军队、国家机构以及执政党，如果存在执政党的话。由于如此多的权力集中在这一个人的手中，他一般会控制建立联盟的议程。因此，为了理解领导人对先发行动的控制，个人独裁政权内部派系间的博弈必须被描绘成一棵博弈树，而不是一个二阶矩阵。如图2.3所示，领导人所在的派系拥有主动权，它可以选择是否与对立派系分享政治利益和特权。被我贴上“独吞”标签的选择既可被理解为限制对立派系可以得到的机会与“租金”，也可被理解为完全排斥对立派系中的某些成员。在图示的例子中，独吞的量很小(对立派系的成员继续合作的收益是6，尽管统治者所在的派系有独吞行为)。可能对立派系中的成员得不到最好的机会，也有可能其部分成员被囚但其余成员仍然很成功。如果整个对立派系都不能得到任何收益，那么他们继续合作的收益会低很多，但几乎不会低于拒绝合作的收益。在领导人所在的派系选定其策略之后，对立派系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支持该政权。在正常情况下，它有很强的理由继续这样做。因为其成员“会面临这样的前景，即在政治转型中失去所有明确的生活来源，除了紧附政权、与之共沉浮以外，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与一党制政权不同，在个人独裁政权中，通过阻止对立派系参与政治，领导人所在的派系可能确实会增加自身的利益。当参加政府的主要收益是来自租金和非法获利机会时，如果这些利益无需被过于广泛地分享，那么统治集团中个体成员的收益会更高。如果掠夺性集团的规模相对较小，那么它可以更容易地把对经济的损害控制在使经济崩溃的临界线以下，并由此提高政权生存的可能性。领导人所在派系的独吞行为也因此成为可能。如果独吞行为不是太过分，如图2.3所示，那么对立派系继续合作时的境况就会更好，而且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是这样做的。如果对立派系撤回对政权的支持并开始密谋推翻领导人，那么其成员就会面临失去生命、自由和财产的风险。成功推翻领导人所能得到的收益的确很高，但行动被察觉、暴露或失败的代价也同样高昂。在这个博弈中，密谋结果的不确定性就像是“自然”(Nature)导演的一幕戏剧。密谋成功的概率为p，通常这个数值很小，失败的概率则是1-p。通过比较支持政权的收益与预期中密谋的收益，对立派系会决定是否继续支持领导人所在的派系。因此，有两种考量会影响对立派系的选择：从现状中所能得到的利益以及潜在密谋者对密谋风险的评估。只要个人独裁统治者看起来强大到足以察觉出密谋并击败政变企图，对立派系就会在能从政权中获得一些收益的情况下继续与之合作。领导人所在的派系会有这样一种动机，即把对立派系所能得到的收益恰好保持在阻止密谋所需的收益水平之上。只要统治者能够分配阻止密谋行动所需的最低水平的利益，并且能够维持对有效率的安全机构以及忠诚的军队的控制，这个体制就会非常稳定。我在下文会讨论在哪些情况下这些条件会变得不太可能。通过运用某种基本的博弈论，我已经开始对以下问题形成见解：在不同种类的威权政权中，干部利益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会如何演变;在强调干部对政权领导人的忠诚时，其弹性可能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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