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与蔡国强：当“我”成为“我们”
2008年8月8日晚8时，当29声“历史的足迹”自天安门踏来，近10万人满溢北京鸟巢体育馆，所有的声画、情绪、观念密布交织。这似乎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晚上”。
昨晚，当别开生面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以惊艳之姿拉开第24届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幕时，人们在那一刻似乎已然明了关于张艺谋的奥运诗篇，已呈上最完美的答卷。在张艺谋与反张艺谋之间，在符号化与对抗出新之间，那个从陕西咸阳的棉纺八厂弹棉花走来的黄土地汉子再一次让世界看见另一种中国的可能：蜉蝣天地间，安详平稳地只听一片雪花中燃烧的微光之声。
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恰逢24节气立春，且与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24形成互文。倒计时表演以《立春》为题，将诗词与节气融合，视觉艺术总设计蔡国强让“立春 SPRING”的字样在鸟巢腾空。此外，五环、雪花、迎客松都盘踞北京之夜。
2008年沿着北京中轴线走来的脚印，击缶而歌的磅礴，活字印刷的奇迹，凭借1.5万名表演者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这场演出的电视观众估计达到了20亿人。坚韧的意志、大胆的构思、绝妙的制作，张艺谋的2008年开幕式超越了历届奥林匹克盛会的类型，为同类演出设下了难以企及的标杆，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性事件。
陈丹青曾在其《荒废集》谈及2008北京奥运会的记忆时写道：“一位美国女撰稿人的话我以为最是恳切。她写道：‘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国百年苦难的补偿。’其实，中国早已在奥运会和各种体育赛事中出尽风头，这补偿的药引与真正的快感，无疑，是开幕式。”“不论制作者与亿万观众是否有所意识，开幕式试图在全世界面前一举清除全民族的自卑。”
如果说14年前，一个民族需要奥运的窗口来被看见与接纳；14年后，对于挑战者张艺谋与蔡国强而言已改变立场：“在这个国家的大型活动里边，不再依靠人山人海，不再依靠敲锣打鼓，她一种更加轻盈的姿态，呈现对于美的感知，饱满、空灵而浪漫。艺术不应该成为政治工具，但有时艺术可以帮助使政治气候更加开放，并帮助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在我自己的艺术中，我试图用我个人的声音和努力让世界看见一个更开放的中国。也看到中国艺术家和别的地方的艺术家也是一样的，不要去给他找特别的成分，他也是有情感、有爱，对艺术、祖国、故乡、家人有自己的爱，这个是全世界普通人都有的。”
冬奥开幕式一块垂直而起的屏幕为视觉塑造更多可能，场地中央由11600平方米的LED高清显示屏构成，从头至尾演绎“一块冰”，呈现冰晶莹剔透的质感。一滴冰蓝色的水墨从天而降，幻化为黄河之水，呼应着“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古老诗句。
一块“冰块”从舞台升起，在冰球运动员与影像呈现的冰球击打中奥运五环“破冰而出，代表打破隔阂、化解矛盾、走近对方、互相理解的寓意。代表每个参赛队伍的小雪花汇聚成大雪花，并最终成为主火炬塔的一部分。
在被问及与2008年开幕式最大的不同是？张艺谋说：“不必再去谈曾经的璀璨和历史传统文化，2008年是敞开大门介绍自己，2022是敞开博大的胸告诉大家我们一起，从我转向我们。开幕式不能只用观赏性的节目来判定，它表达着中国人的世界观 ——真诚、善良、美丽、浪漫。” 本届开幕式没有伟大的表演感，但足以直抵人心。少了想要急切展示自己的野心，于是在这场开幕式里，我们有了更多轻盈与温柔的手法去传达美与信念——24节气与诗句的缠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精气神，敢于“破冰”的胸怀，抗击疫情的勇气，鸟巢上腾空的迎客松，微光但绵延永续的圣火，孩童的歌声与笑容造就的更有希望的未来。
从2008年到2022年，张艺谋与蔡国强跨越14年再度合作，而又是一场举世瞩目的盛会。在《张艺谋的2008》纪录片里，两个人的焦虑、无奈、执念、果敢展露无疑，在最后圣火点燃一刻相拥跳跃又眼里尽是星光。尽管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局限于一种单一的解释里，但张艺谋与蔡国强依旧在政治与艺术的缝隙里从一而终地坚持了对艺术创作的不甘心。或许也正因如此，让张与蔡在特殊时间节点上让成为宏大叙事与意义的建构者，而若剥开符号的沉疴，也许最初不过是两位欲在银河里溜冰，白日放烟火的少年，无意显得重要且有意义，在不断的折戟与重来中有的只是制造天梯的勇气。
本届冬奥会最具有时代意义的是首次没有点燃主火炬的动作，也没有真正意义上上的主火炬，这大胆的想法让大火变为微火。2008年主火炬一小时大概消耗5000立方米燃气，而冬奥无疑传达着环保可持续的愿景。在各个参与国组成的雪花下，星星之火，却生生不息。
与蔡国强自幼受美术系统训练的经历相反，张艺谋的电影之路则颇有些破釜沉舟的意味。1978年恢复高考时，靠特招才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张艺谋比同届大了10岁，而他拼命上电影学院的目的只有一个：摆脱当工人的命运。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张艺谋的“红色”三部曲《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视觉形象重新定义了中国自我和身份的政治、延续了中国电影长期以来对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关注，解构了他所认识的中国。妻子-女儿-母亲-情人-处女-吸血鬼，红色三部曲中巩俐饰演的中国女性聚焦于屏幕上女性身体的性、生殖繁衍和奇观。浓烈、热艳而张狂的红将被压抑的欲望、挚热的欢愉、血腥的杀戮渲染得淋漓尽致直击一个时代悲苦的核。其电影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地的银幕上爆炸。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曾如此评价张艺谋的电影：“通过张艺谋和他的电影，西方指认着中国，指认着中国的文化历史与现实，指认着中国电影。”
张艺谋“红色”三部曲《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海报。
在其传记《张艺谋的作业》中他曾这样评价自己那个时期的电影：“那时候没有商业这一块，电影只谈两样：艺术和政治。评论界在这两点上，把第五代作品的内涵和意义放得很大，是整个时代的需求，所以成就了我们。”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奔涌而至的的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大片时代，搭上时代快车道的张艺谋在《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里凸显了其在视觉造型上炉火纯青的技艺。曾有媒体这样评价张艺谋：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张艺谋构造美术画面的能力毋庸置疑；几乎所有人也都知道，张艺谋的形式和故事的并容问题常为人诟病；就连张艺谋也曾自嘲，自己是个“不会讲故事”的导演。
张艺谋《英雄》电影海报与截图。
彼时同样“不会讲故事”的蔡国强也在渴求一种解放自己的语言，课堂上的三好学生和棉被里偷听境外电台的少年，蔡国强在这并行的轨迹中成长，遥远的彼岸和他乡也是他的梦乡。政治和国际社会的多元复杂，真实伴随他的成长。
蔡国强后在一次采访中也坦言：“我的成长过程很江湖。当时的中国社会，经过政治风暴和文化摧残，信息封闭，但渴望从困境和束缚里挣脱，在落后里奋起。超自然力、功夫和气功的狂热曾是少年的时光隧道。走过开放的这扇门，一下到了世界，也到了宇宙；不仅来了日本和美国，也‘去’了太空！”
2021年浦东美术馆“蔡国强：远行与归来”展览装置《与未知的相遇》。
对于蔡国强而言，家乡泉州是其初生与被哺育的港湾，父亲的书籍、家中的文化沙龙，他在泉州接受了传统美术绘画的系统训练和艺术史的滋养。上海则是他的第一个出发港，1978年，自幼品尝上海艺术用品厂油漆的蔡国强第一次离开家乡，搭乘煤炭火车去上海看法国19世纪的乡村风景画展，这也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外国画家的原创作品，便大受震撼，热血沸腾的八十年代初，蔡国强离开泉州去到了更具实验性的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并遇到了对其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舞台设计系的老师周本毅。他是上海唯一一个在伊利亚·雷平·列宁格勒研究所学习油画的人。除了扎实的绘画技巧外，他还应美国的邀请在美旅行后强调了概念和形式的重要性。
在某种意义上蔡国强与他的同学们成为了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浪潮奔涌而至的教育改革的“实验室小白鼠”，在周本毅的指导下，蔡国强开始思考：如何以及为什么创造？这种对新奇和创新的追求促使蔡国强在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偷偷地尝试将火药作为一种艺术媒介，并在戏剧学院的学习中更多地关注时间的流动性、多媒体材料和空间建设……而正是这些经历在无意中为蔡国强当代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旅居日本九年时光让蔡国强对材料变得敏感，也进入其创作的蜜月期。在日本当代艺术的影响下蔡国强回归材料主义的研究，探寻材料的纯粹性和意义，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在福岛县磐城市成立工作室，也开始了爆破艺术的原点。
身在异国他乡却依然是西方式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局外人，他不由冷观当时日本文化界对于身份问题的自检，与其陷入僵持不下的迷局，不如掉转船头，认真正视该以何者作为自己的观众，以何地作为自己的舞台。当把焦距拉开推远，当人类主体性的目翳消退，蔡国强豁然开朗，短短几年，他构思与实施了大量以“为外星人所作的计划”为主题的爆破项目。
上图：蔡国强《人类的家：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一号》，1989年，爆破计划，实现于福生市南公园和熊川神社，日本东京，爆破占地（帐篷）550 x 450 x 250 cm。甲斐渉摄
下图：蔡国强《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十号》，1993年，爆破计划，实施于嘉峪关戈壁沙漠、万里长城之西部, 甘肃省，日本东京P3艺术与环境研究院委托制作。森山正信摄
随着“为外星人所作的计划”这一系列的演进，蔡国强都有意发动作品实施地的公众进行参与，他也更主动地意识到要挑选最有影响力的地点，设置最佳的现场视觉效果来实现作品。自此，“为外星人所作的计划”的“观众”发生了转变，这一项目也从大地艺术脱胎换骨为公共艺术。在一次次震耳欲聋的爆破声和观众的掌声中，蔡国强登临当代艺术金字塔的尖端。
上图：蔡国强《空中花城》，2018，于佛罗伦萨创作。
下图：蔡国强《悲剧的诞生》，2020 ，一场白日焰火表演，于法国干邑夏朗德河上演。
蔡国强于2019年在意大利庞贝古城完成的创作，最终作品收录在“在火山里：蔡国强与庞贝”展览中，
大地艺术或公共艺术的名实之辨，并未改变蔡国强作品对自然、生命体的限度的论证，他意在观照艺术史、文明史、社会历史这些他所置身的无穷变化组合的环境对他的启示。
与蔡国强创作的纯粹而言，张艺谋的作品之繁、类型之杂以至于让人忽略张艺谋对于拍电影这件事纯粹而质朴的情感，作为第五代导演里“劳模”或许这一生只在与拍电影认真谈恋爱。已逾古稀之年的张艺谋倾注其青春记忆写下这部献给电影的情书《一秒钟》，电影上映时他曾亲笔写道：“电影，陪伴我们长大，梦伴随我们一生。总有一部电影会让你铭记一辈子，铭记的也许不仅仅是电影本身，而是那种仰望星空的企盼和憧憬。”
张艺谋《一秒钟》电影海报
那是关于他所经历的青春时代，慢慢也都成了历史，似乎被碾碎消失了，但却恒久地铭刻在他的光影中。在《我的父亲母亲》里用18岁青春盛开的刹那将初恋绽放在纯净的山野，奔跑出一章岁月坚守中的散文诗；在《归来》中陆焉识与冯婉瑜的漫长追逐与守候的血泪中榨出脉脉温情；在《千里走单骑》中用父与子静默找寻“土地的厚重、泥土的味道、大山的凝视、水的永恒”以及心灵的来路。“等待”一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张艺谋对在动荡的时代中个体坚毅、隐忍的缅怀致敬。
《我的父亲母亲》、《归来》、《千里走单骑》电影海报。
或许没有人会喜欢张艺谋的所有片子，但也同样没有人完全不曾被张艺谋的电影打动。就如他曾说：“全世界永远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也永远重复着共同的情感。”如今这位电影的奋斗者用新作《狙击手》第一次挺进春节档，《坚如磐石》等待定档，似乎那个暗示了那个民俗的、伤痛的、悲悯历史的张艺谋正在逐步归来。但这位电影的奋斗者在一部部电影循环往复中，从未远去。
《老井》电影海报与截图。张艺谋扮演的孙旺泉，这个人背着石板在山路上行走，这几乎成了中国银幕的一个隐喻，就是中国艺术家，我们每个人都在往前走，都是在负重前行。张艺谋从八十年代开始电影工作，从摄影师到演员，再到导演，后来到编剧、制片人，这样一个长达三十多年的创作履历里一直在坚持着艺术理想，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尝试着新的可能性。
“与很多人一样，我对张艺谋抱有怀疑。这位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似乎过分响应时代。”采访完张艺谋后，许知远写道，“过去四十年，没人比他更能象征艺术家与时代力量之关系。他获得了世界性的名声，也遭受种种误解，但没人能质疑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四十年来，没人像他一样，即使在高度受限的环境下，仍做出如此广泛的尝试。”
不懈尝试也是蔡国强这位海边顽童的注解。2015年6月15日凌晨，当火苗从绳梯的底端快速攀升，最终在福建泉州惠屿岛的海面上空形成了一座500米高的金色焰火梯子，它垂直地在生长，立于天地之间，海边的人们忍不住欢呼、落泪。这是蔡国强献给祖母的100岁的礼物，也是其儿时探索宇宙的答案。
蔡国强的《天梯》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强烈地渴望触摸云层和摘星星，我觉得即使在我这个年龄，我仍然有这种冲动。做同样事情的愿望。诚然，人类一直希望向上走，试图到达月球，现在的目标是探索更多火星。因此，我想很多人在看我的天阶梯后会与这种向上走的冲动产生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孩子般的情感。我试了21年，但多次失败了，但最终还是在我的家乡成功了。”这是蔡国强的不懈坚守，在火焰闪耀在天空这块静谧的蓝色画布时，人们切实地拥有了海浪、黎明的天空与通往宇宙的冒险。蔡国强用焰火走向了世界，却又把最好的作品留给故乡、留给家人。
在不断的远行与归来中，这个从泉州出发的小男孩一头狂妄地伸向茫茫宇宙，伸向看不见的力量；另一头则谦卑地沿着艺术史脉络溯源而上，走过戈雅的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莫斯科和现代主义的纽约，寻找他所期待的“对话和过程来往”。
蔡国强《九级浪》，2020，在上海黄浦江畔创作。
北京冬奥组委和故宫博物院主办的“远行与归来”蔡国强艺术展，其中《银河嬉冰》以故宫博物院馆藏《冰嬉图》为灵感，连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主题，呈现在银河中溜冰的想象。
而在张艺谋与蔡国强所创造的光影瞬间中，它以乌托邦的身份仅存了刹那。我们在一次次远行与归来中获得可以内化为支撑我们再次前行的力量，来连接当下的生活。确实昨日烟火不过刹那光影，一座乌托邦落地，便成为了历史。而那些交谈的某些瞬间里，我们可以找寻到一些永恒的意义。
“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咀嚼过去年代的那些苦难，”在《电影艺术》的采访中，张艺谋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看重今天的中国，我更看好明天的中国。”
立春，万物初生，苏轼诗言：“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在时代长河中，万物不过须臾，但无人愿意成为宇宙的孤儿。未来会更好吗？我们尚未可知。但我们希望在浩瀚的宇宙里面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生命，恰似冬奥短片里的“未来冠军”们，永揣冒险的勇气、永续好奇的眼睛，让细胞和思想永远处在一种开放的状态，一起走向未来。
撰文：杨婕妤
设计：Lifan
编辑：hanxi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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