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工会”，同一个行业或祖籍的人通过成立同乡会在异乡寻找人群之间的连结；它是“飞地”，一个地域的文化强势扎根在另一个地域；它是市民集会的广场，戏台上不仅唱着雅俗共赏的戏，也演着政治家的局；它还是民国的“花神咖啡馆”，谈笑有鸿儒，文人艺术家们挥洒笔墨激荡思想。
它就是会馆，伫立在全国的各个城市里，古朴奢华的建筑见证了浩浩荡荡的百年运河商贸史、政治史及区域文化交流史，以及一个又一个商帮发家致富的传奇故事。
走访会馆，走进清代民间商业文化的灿烂与繁荣。
明清时期，随着水运交通和生产力的发展，南来北往的商人拉近了各地的距离，推动了不同地区人口和物资的流动；同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助长了地方主义观念的盛行，会馆成为同乡之间寻求帮助和庇护的场所。
最开始，会馆是同籍官员在京集会的场所，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的确立了其内部的规范和公约，“祀神、合乐、义举、公约”，使得来自同一地区的人能够在这里找到情感纽带和链接。一般认为，最早的会馆是明代永乐年间安徽人俞谟在背景修建的芜湖会馆。《芜湖县志》记载：“俞谟……在京师前门外置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买自路姓者，归里时付同邑京观晋俭等为芜湖会馆。”此会馆最初是私人作为亲朋寓居之所，后俞谟辞官时将其交给同乡晋俭作为同乡人聚会的场所，应已具备了集会馆舍的性质。明代官场环境的一个特点是朋党政治的发展，不同地区的在朝官员因为同乡情谊抱团，这是官场政治中最直接地维护个人利益的方式。而科举考试，是最直接的拉拢同乡人的途径。所以早期的会馆多设置接待各地应试子弟的场所，同时依然保留了官绅聚会的功能。修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歙县会馆，是商人最早涉及会馆事业的例子。该会馆位于北京西城，为“歙从事诸君所建”。早期商人营建会馆同样主要服务于同乡子弟入京应试和京员的侨居，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商人对于封建政治的依附和投靠。但慢慢地，也出现了服务于商人的会馆。万历时期，苏州是东南的一大都会，这里商业贸易十分兴盛，商人会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顾禄记载，此地有岭南会馆、冈州会馆、全秦会馆、东齐会馆、东官会馆、全晋会馆等六大会馆。商业发展也带来了人口的迁移，由移民设置的同乡会馆在江西、湖广、四川地区广泛存在。咸同以后，随着近代西学东渐潮流的涌来，会馆的重心从科举转向了新式教育，聘请幕僚，同时还会担任地方的“市政工作”。清朝末年，战乱频繁，经济萧条，国内的商业结构受到西方经济的冲击，到了光绪末年，会馆逐渐转变为各种同乡会组织，作为传统商业社会下的社会组织，逐渐消失于历史之中。一般将明清时期的会馆大体分为三类：士绅会馆、科举会馆和商业会馆。其中科举会馆又称“试馆”，主要存在于省会城市和北京；商业会馆则是明清会馆的主体。也有学者区分出为京师省城中、工商城市中、郡县场镇中三种会馆，其中最后一种主要出现在移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多以宫、庙、寺、观为表现形式，兼具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功能。从形态上来看，会馆有同籍人士修建的，也有同业组织修建的，如颜料会馆、药行会馆等。由于规模和经费的差异，建筑规格也有较大差异，有的会馆规模宏大，包括正殿、副殿、戏台、看楼、义冢、议事厅等，有的会馆仅有一个小房间。早期的会馆建筑来源自儒家祠堂、讲会书院、客房馆驿，并且继承了其祭祀、教育和住宿的功能；此后又增加了殡葬和经济功能，也即我们今日所见的大部分会馆的布局形态。规格完备的会馆一般为中轴布局，坐北朝南，最南端为戏楼，次为客厅，另有正厅和东西厢房，有的会馆还设有魁星楼，或设置假山，建设庭园。主体建筑“宫”和“庙”是用来供奉乡土和行业神的场所，江西人奉许逊、福建人奉妈祖、山西人奉关羽、江南人奉准提和朱子，浙江人奉伍员、钱镠，云南人奉南霁云，广东人奉慧能……在异乡，神灵是最为直接唤起人群认同感和连接感的东西。
两处会馆平面图
（左图源：Siyuwj；右图源：《西秦会馆》郭广岚 宋良曦等著）
作为会馆建筑中的“台面”，戏楼是整个会馆中最外层的部分；有的大型会馆还会设置内外两个戏楼，在内部，商人们一边看戏，一边谈生意；在外部，戏台上举着行酬神、喜庆、宴集等等活动，成为市民娱乐休闲的场所，其实也是商帮对社会的回馈。清朝时正乙祠、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被称为京城“四大戏楼”，其中北京湖广会馆戏楼，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它坐落于整个会馆的前院，前台北、东、西三面为看楼，中有广场，内部为30米高的室内无柱空间，内部雕梁画栋，宏伟非常，整体建筑如同皇宫内院般富丽堂皇，颇具皇家风范。京剧名伶谭鑫培、梅兰芳等曾在这里演过戏；孙中山和梁启超都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讲，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篇章。在戏楼舞台的两侧书写着这样一幅对联，“魏阙共朝宗，气象万千，宛在洞庭云梦；康衢偕舞蹈，宫商一片，依然白雪阳春。”舞台上伊人的风姿，将人带回了了那个古典韵味十足的北京城，湖广会馆也因此成为了北京独具特色的城市地标。汉口山陕会馆正式建立的时候，举行了大型的公共戏剧演出，甚至引发了踩踏事件。《汉口竹枝词》便有记载，“各帮台戏早标红，探戏闲人信息通。路上更逢烟桌子，但随他去不愁空。”商洛山阳县漫川关镇的骡帮会馆，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由陕西、河南骡帮修建。这里是沟通湖北的江汉水运和西北水陆交通要冲的码头，汇集了当时鄂、陕、湘、晋、豫5省的客商和物资。骡帮会馆建造有双戏楼，所谓的“唱对台戏”即是来源于这里。看戏是明清时期人们主要的娱乐活动，它连接了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在戏院里，坐在二楼看台的商贾官僚和站在门口的小厮平民同处一个空间，是市民文化的重要构成。
在陌生的地域里，会馆集结了异乡人，成为他们“叙乡情，拜乡神”的精神角落。故而，会馆承载着一个地域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通过走南闯北的商人群体的传播，在另一个地方形成了一片“飞地”。中国的商人群体，以晋商最为有名。晋商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称霸四方，终明清一带，晋商在全国建立了约400座会馆，“凡商贸繁华处必有晋商，有晋商居处，必有会馆”。山陕会馆主要分布在河南境内，由于地域毗邻，山陕商人是明清时期河南实力最强的商帮。顺治十年（1653年），晋商集资在开封建立山西会馆，这是河南境内第一座同乡会馆。此后又先后建成了朱仙镇、周口沙河、郏县、北舞渡、洛阳等会馆。山陕商人起家，来自于明代的“开中制”，明政府为鼓励商人运输粮食至边塞，授予这些民间商人盐引，以给予贩卖食盐的权力。而中国当时的边关多集中在陕西和山西北部地区，故而得天独厚的晋陕商人就靠着贩盐资格致富了。位于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就由山陕商人出资建设，同时它也是一个盐业会馆。这一“双重身份”表明了山陕商人“以盐起家”的发家史。
山陕会馆中祭拜关羽的习俗，也是来自于盐业。——关羽的家乡在运城解州，这是一处巨大的内陆盐池，关羽就这样慢慢演化成盐商心中的守护神。而将会馆“升格”为关帝庙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冲破当时的礼制限制，使民间建筑也可以像皇家建筑一般富丽堂皇，充分展现了晋陕商人“富可敌国”的地位。在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前，还树立着大铁旗杆，指示着山西潞泽商帮对炼铁权的把控。在盐铁官营的封建时代里，山陕商人就是依靠着这样的“特许经营权”，一点点壮大自己的力量。洛阳的山陕会馆，建于康熙、雍正年间，是当时在洛的晋、陕两地商人出资修建的经商、聚会、社交场所，是豫西地区为数不多的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早期建筑群之一。它由仪门、琉璃照壁、山门、舞楼、拜殿、正殿等建筑组成。横梁上绚丽的龙与牡丹彩绘；青砖琉璃瓦的屋檐，斗拱和雀替上细腻繁复的木雕；重檐歇山顶、琉璃瓦覆顶的山门；精致的各式动物石雕柱础……山陕会馆的精心雕琢和营建，就隐藏在这些华丽的细节中。聊城的山陕会馆，修建于乾隆八年（1743），居聊城八大会馆之首，它位于京杭大运河的要道上，至今留存有山门、戏楼、夹楼、钟楼、鼓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关帝殿、财神殿、火神殿等160余间建筑。聊城山陕会馆以雕刻建筑和绘画艺术闻名，馆内的碑刻，石雕方檐柱、浮雕，透雕质额枋，作为柱础的动物石雕；其中木柱、石柱、匾额上所刻楹联、文字，正楷行书兼备，为书法家所称颂。福建地区因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得闽地的人民将目光转向了海外，也因此发展出了自身独特的商贸文化。福建会馆是海外留存最多的会馆，这和闽商远渡重洋、开拓领地密切相关。福建会馆又称“天后宫”，它完美地融合了福建地区的妈祖文化。主体布局有山门、戏台、正殿、寝殿和梳妆楼，寝殿和梳妆楼的存在显示出独特的女性气质。福建龙岩西陂天后宫更是采用了本地建筑特色，形成客家围屋式布局。
越南会安福建会馆（图源：网络）
福建商人靠海维生，会馆也多修建在沿海城市。烟台芝罘区的福建会馆落成于1906年，由福建船帮商贾集资修建，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宁波的庆安会馆，又称甬东天后宫，兼妈祖祭祀海运舶商议事聚会的功能。它融合了闽南风格和宁波地区的传统建筑装饰，由外而内分别为宫门、仪门、前戏台、正殿、后戏台和后殿。会馆内有一对蟠龙和凤凰牡丹石雕岩柱，相传石材来自莆田，而内部木质构建中的木雕工艺则采用了宁波本土的朱金木雕工艺。
庆安会馆（图源：宁波市人民政府）
国内分布最广的会馆是江西会馆；西南地区最常见的会馆为湖广会馆，这些会馆的存在，诉说着浩浩荡荡的中国移民史。明末清初，四川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朝政府一直积极推进移民。康熙发布了《招民填川诏》，规定新移民可免几年赋税。大规模的移民潮甚至影响到了湖广的人口结构，于是政府又发动江西移民进入湖广开垦，于是出现了江西填湖广情况。
四川乡村茶馆 甘博摄于1917-1919年
移民潮中，更容易因为相同的来处而产生情感连接，所以今天的西南地区，也是会馆分布较为集中的一个区域。
湖广会馆又叫禹王宫，湖广地区水网密闭，汉江、长江组成的水运网络是商贸发展的基础，故而湖广地区的商人十分看重水利，也因此崇拜以治水著称的大禹。
重庆湖广会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东水门长江边。是禹王宫、齐安公所、广东公所等清初古建筑群及仿古新建筑群的统称。重庆湖广会馆是目前已知的位于中国城市中心区最大的古会馆建筑群，内设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
江右商帮在各地建造 “江西会馆”，也即万寿宫，宫内供奉着许真君许逊，故而也称“许仙祠”或“真君庙”。
今天曲靖会泽的江西会馆，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由门楼戏台、主殿、后殿三个部分组成。曲靖地区铜矿资源丰富，明清时期由于京城铸币之需，各地的商贾汇集于此，江西、江南、四川、福建等商帮均在这里修建了自己的会馆，形成了规模宏伟的清代建筑群。
会泽江西会馆（图源：曲靖市文物管理研究所）
徽商会馆大多以徽地地名为名，如歙县、新安、紫阳等。自古以来，徽州地区的人就非常崇尚儒家道义文化，所以徽商会馆的主要祭祀对象是朱熹。
徽式风情（图源：摄图网）
徽商以“贾而好儒”著称，他们积极利用会馆资助教育办学，甚至有些会馆会被直接取名为书院，如湖北汉口的紫阳书院。
紫阳书院主体建筑包括尊道堂、寝室、戟门、演剧平台、半亩池、御书楼、藏书阁、对厅、主敬堂、愿学轩等。其中的魁星阁，更是成为汉口地标性建筑。
上海的徽宁会馆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徽州、宁国商人集资修建的，最初为思恭堂，是暂停棺柩的丙舍和邦族埋葬同乡的义冢，徽州会馆的慈善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1836年休宁人汪忠增将思恭堂改建为会馆，正殿供关帝，殿前为戏台，中庭峙宝鼎，左右为游廊、看楼。偏殿供奉朱熹，这也是上海唯一一家供朱熹的地方。
被战火轰炸后的徽宁会馆（图源：黄浦区档案馆）
到航海时代，称霸市场的是广东商人，游走各地的他们也乐于修建会馆。位于今天天津老城的广东会馆，是粤商们在原盐运使署旧址上修建的。广东会馆由戏台、南园、铺房、客房、药房组成。砖木建构的合院式建筑、罗汉山墙、青砖饰面，带着浓厚的岭南特色。
在变革的时代里，会馆也逐渐从商人聚会的场所转变为政党议事的中心，同盟会曾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在天津广东会馆演讲；康有为在北京南海会馆成立强学会；1898年在北京粤东会馆成立保国会；梁启超也在北京新会会馆起草了《保国会章程》。
1912年孙中山在福州广东会馆
一座座会馆，记载了中国近现代的激荡风云，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见证者。
区域贸易的繁盛，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不可计数的会馆建筑；其中有些消失在了岁月中，有些依然熠熠生辉。
目前共有24座会馆建筑入选了中国国保目录，以北方地区为主，兼有西南、江南和两湖地区。
收藏这份清单，去不同的城市，看会馆！
王日根 《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 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刻talks | 赵逵：中国古代奢华建筑——明清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