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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为何大师辈出?自由!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只要社会一天天变好大师自然会脱颖而出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抗战时期搬到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喊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生物化学方面有很大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对他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1937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后因日军轰炸长沙,被迫迁往昆明比如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但却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各个级的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就会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大家辩论,有时候也挺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创造力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联大在昆明的校舍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上理工科。”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工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挺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然不在这些,有工夫都用来读诗、看小说了。于是决定改行,把梁启超的东西拿来看看,诸如此类,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一些文科知识。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学分不够也可以补,至多是多读一年。我想搞文科,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青年时的何兆武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丰富,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美好,如果社会整体一直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何兆武:当时我们接受的是纯正的美式教育。图为历史系1943级毕业生如果陈寅恪值一块钱那沈从文只值一分钱我们那时候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可以不去。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文科生要学一门自然科学,学理工的国文是必修课。另外英文也是必修课,6个学分,不及格不行。西南联大女学生。前排右一是何兆武的姐姐,后排左二是何兆武的妻子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随你挑。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当时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怎么样,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来讲,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部分教职员工合影,前排右三为梅贻琦校长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